出身，但其判斷相當準確，對參謀們制定的軍事計劃也不是全部照批，卻往往能提出一些精妙的建議，對海軍的發展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因此倒也不敢輕視這位總司令。
肖志華低下頭，整理起給湖北軍政府建立烈士陵園的建議報告。曾經有句話是這樣說的：中國士兵是最不值得計程車兵。他們流血犧牲，卻常常被後人所遺忘，這是肖志華在後世耳聞目睹的。所以，他要從現在做起，儘自己所能，讓那些為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獻身的烈士們能有一塊安息之地，受民眾景仰祭拜，這是他們應享受的榮譽和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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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一片明淨而幽藍，雲兒雪白而輕盈。宋耀如和宋藹齡站在甲板上，長江的丰姿和兩岸的景色盡收眼底，俯視江面，只見渾濁的江水卷著漩渦，打著轉，跳躍著，舞蹈著。
這是華寧輪船公司的一支船隊，自從上海光復以來，很多附屬於復興會的公司、企業都浮出了水面，以公開的面目為革命事業出工出力。華寧輪船公司也不例外，暫停了其它客戶的業務，完全聽命於復興會的安排。此次，船上除了順便搭載固定數量的旅客外，還有一支上海醫療隊，貨艙裡則裝滿了湖北軍政府需要的布匹、藥品、糧食等物資。
對於革命，有這樣的說法：革命不能隨心所欲地製造。只有當革命形勢業已成熟，即統治者已不能照舊統治、人民群眾也無法照舊生活下去的時候，被壓迫階級才可能在革命政黨的領導下行動起來，革命才會到來。而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年應該看作是革命的醞釀和準備時期，實際上，這也正是國內外各種政治衝突和社會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形勢逐步形成的一個歷史階段。在促使革命形勢漸趨成熟的諸種因素中，連年的災荒無疑是不能不加註意的因素之一。
1901年，“東南濱江數省，皆被水患”；1902年，山東境內發生黃河決口，四川發生少有之大旱，“災民數千萬”；1903年，直隸春夏苦旱，“麥苗盡枯”，浙江先潦後旱，災歉幾遍全省；廣西有較嚴重的旱災，因“饑荒已連綿多年”，發生了人吃人的慘象；1904年，黃河再次在利津兩度漫決，山東被淹地區甚廣，四川又一次發生大旱荒，“幾有赤地千里之狀”；1905年，雲南大水，僅昆明附近就有“數萬戶災黎倉卒逃生”，貴州鎮遠等三廳縣，“秋收失望”；1906年幾個省同時發生大水災，湖南有饑民近四十萬，長沙附近一次就“淹斃人不下三萬”；江蘇災民達七百三十餘萬人，“每日餓斃二、三百人”；1908年廣東大水災，“災黎幾及百萬”；1909年湖南大水，“統計各處災民不下百餘萬人”；江蘇大水，海州逃荒流民二十七萬餘，沭陰十一萬餘，贛榆八萬餘，全省可以想見………
“市廛寥落，閭巷無煙，徒死之餘，孑遺無幾”；“郊原坼裂，草木焦卷，幾有赤地千里之狀”；“糧食顆粒無收，百姓流離失所，慘不忍睹”；“餓殍相望，易子而食”；“生者鵠面立，死者魚腹殮”……，不看別的，單看這些清朝地方官奏摺上的文字，便足以讓人觸目驚心，痛心疾首了。連綿不絕的自然災害，始終籠罩在早已因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箝制壓榨弄得精疲力盡的中國人民頭上，使他們本已竭蹶困頓的生活更加面臨絕境。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風餐露宿、衣食無著的饑民、流民，無異於堆積在反動統治殿堂腳下的無數火yao桶，只要有一點火星，就可以發生毀滅性的爆炸。再次，由於災荒而大量產生的衣食無著的饑民，為著解決眼前的溫飽，求得生存的權利，紛紛起來直接進行“抗糧”、“抗捐”、“鬧漕”、“搶米”等鬥爭，這種鬥爭成為暴風雨即將來臨的明顯徵兆，加速了滿清封建統治的崩塌。
然而現在，情況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本來為革命發展提供了機會和條件的嚴重災荒，一下子成為擺在即將上臺執政的革命黨人面前的一個必須解決的緊迫問題。
宋耀如面色很嚴峻，這主要是因為復興會總部派下去的一些官員描述了部分地方農村極端貧困的景象，這大大超出了復興會原來的估計。比如：農村中有的全家幾口人只有一條褲子可穿，天氣冷時，就只能蹲在稻草裡或坐在灶口取暖，有些地方連年輕姑娘也是如此。或者在黑乎乎的屋內，三四個人都窩在冰冷的床上，裹著網狀般的破棉絮，羞以見人。特別是災重之區，更不堪言，“村莊廬舍多蕩為墟，流亡者十逾五、六，每行數里、十數里罕見人煙。或圍蔽席於野中，或牽破舟於水次，稚男弱女蜷伏其間，所餐則蕎花、芋葉，雜以野菜和煮為糜，日不再食。甚則夫棄其婦，母棄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