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當年蒙古軍隊南下滅宋一樣，北直隸境內的軍民紛紛產生了莫大的恐慌，導致不少城池的守將投降或者逃走，畢竟蒙元統治了中原一百多年，很多人對蒙古軍隊內心還是感到恐懼。
不過幸運的是，由於山東都司、河南都司和山西都司的都指揮使在周徵的命令下在與北直隸交界處調集了重兵憑藉城池死守，故而兵力不足的蒙古軍隊一時間難以難以再前行一步。
阿魯臺手下雖有二十萬蒙古兵，但兵力比較分散，山西行都司駐紮了四萬，居庸關駐紮了兩萬，通州城駐紮了七萬，山海關前擺了兩萬，再加上分散守在各地的三萬人馬，真正用來攻打北直隸各州府的兵力也就在兩萬上下。
值得一提的是，有近十萬僕從軍跟隨著那兩萬攻打北直隸各州府的蒙古兵作戰，有的人是投降的明軍，有的則是被強行徵募的壯丁，被用來當做攻城時的炮灰。
對於大明而言有威脅的並不是蒙古兵，蒙古兵頂多二十萬，而大明疆域萬里，蒙古兵根本就不可能佔領大明，真正對大明造成威脅的是那些投降蒙古人的文武官吏。
蒙元當年進攻南宋，依靠的正是南宋的那些降臣，在那些降臣的幫助下順利地攻佔了南宋。
所有投降蒙元的南宋文武官吏中，最有名的要數南宋殿前副都指揮使范文虎和襄陽守將呂文煥，尤其是呂文煥，他的投降不僅導致了南宋失去了與蒙元抗衡的戰略重鎮，同時也加速了南宋的滅亡。
不過說實話，呂文煥在襄陽城堅守了六年也算是南宋的抗元功臣，可惜襄陽城和作為犄角的樊城被困日久，再加上蒙軍攻破樊城後屠城，最終使得呂文煥投降了蒙軍，襄陽城百姓得以倖免。
忽必烈在呂文煥投降後如獲至寶，不僅由於襄陽城的戰略重要性，更加上呂氏家族在南宋舉足輕重的地位，“呂生（呂文煥）世握兵柄，兄弟子侄佈滿臺閣，宋君臣之孰賢孰愚，宋河山城郭之何瑕何堅，宋兵民之多寡虛實，宋兵刑政之得失巧拙，不為不知”。
因此，忽必烈決定優待呂文煥、招降呂氏子弟與部下，而呂文煥降元后主動為元朝策劃攻打南宋鄂州，自請為先鋒，因此忽必烈封呂文煥為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襄漢大都督，賜其將校有差。
呂文煥拜參知政事、行省荊湖，跟隨元軍統帥伯顏征討南宋，一路招降沿江州郡，陷沙洋、新城、鄂州等城。
忽必烈命呂文煥率其麾下以善遇降將的聖旨，招諭元軍尚未攻下的州郡，當時沿江諸將，多是呂氏舊部，爭相望風款附，投降元朝。
南宋多次派人請和，呂文煥不予理會，元軍一路高歌猛進，直抵南宋都城臨安。南宋謝太皇太后曾下詔曉諭呂文煥等人，呂文煥回書一封不為所動，於是南宋朝廷下令籍沒呂文煥等人全家。
伯顏大軍進逼臨安後南宋投降，呂文煥率先入城，持黃榜宣諭軍民，並與范文虎參拜兩宮太后。
次年，呂文煥被任命為中書左丞，仍宣慰江東，負責招降和安撫宋朝軍民的事宜，給蒙元吞併南宋立下了赫赫功勞。
至於范文虎，元軍伯顏部進逼江州時，范文虎遠遠地就派人請降，以至於城堅糧足、兵馬眾多的安慶不放一箭就拱手投敵，范文虎也從此搖身一變，由大宋朝的安慶知府變成大元朝的兩浙大都督。
由此可見，那些投降了蒙元的南宋降將對南宋的滅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面對蒙古軍隊來勢洶洶的氣勢，聯想到當年蒙元吞併大宋，北直隸的一些地方官吏和百姓驚惶之下認為大明這次也要像南宋一樣被滅亡，至少黃河以北或者長江以北的地區無法守住，因此為了活命或者趁機獲利而投降了韃靼和瓦剌，畢竟並不是每個人面對蒙古軍隊都能誓死抵抗。
正是北直隸的那些投靠蒙古軍隊的大明降臣，使得蒙古軍隊迅速在北直隸立穩了腳跟，也令北直隸的局勢變得更加複雜。
薛義知道北直隸形勢嚴峻，也清楚京城被蒙古軍隊所圍，因此他不想困守在山海關，想要對山海關以南的兩萬蒙古軍隊發動一場戰爭，以減輕京師的壓力。
可是，要想攻打那兩萬蒙古軍隊並不容易，因為除了兩萬蒙古軍隊外還有兩萬僕從軍，那些僕從軍在蒙古軍隊的督戰下很可能會給明軍帶來大麻煩，對他們來說只要後退就會遭到督戰的蒙古軍隊殺戮，因此唯有打敗明軍才有活命的可能，說不定會與明軍爆發一場慘烈的激戰，當年投降蒙元的僕從軍在作戰時就很賣力。
尤為重要的是，駐守山海關的很多士兵都是新近從軍戶和民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