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馮道做一個彙報性質的說明，當然，這份說明是從宏觀角度來講述的。具體細節需要各官員一一稟告。
簡單講述完三個月內營州的大略情形之後。馮道開始介紹這次備戰的有關事項。
“營州府庫內現存餘數一百六十七萬貫。其中包含渤海國、新羅和熊津州追加解送的三十萬貫。虞侯司後勤處和教化司考功處聯名向長史書房報來了這次北伐用以獎賞立功軍士及撫卹傷殘的錢款總數，總計為十四萬七千貫，他們向某哭窮，說這筆錢花完以後。後勤處軍資庫房已經空了，無力繼續支付各處軍工作坊的軍器貨款及補充戰馬的消耗……”
“我記得今年四月的時候，營州府庫已經向後勤處解送了今年的軍資，北征前我特意問過後勤處老趙。他說軍資庫還有餘錢四十多萬貫，怎麼三個月就沒了？”李誠中有些疑惑。
“這個情況恐怕屬實，某瞭解過，用來支付各家工坊的冬季作訓常服的款項大概有三萬餘貫，這三個月收購馬匹四千三百，耗費七萬貫，這就是十萬貫。按照戰時兵刃一備一、甲冑二備一、弓箭一備二的比例，為了儲備入關所需軍甲，後勤處先期已經支付各處軍工工坊七萬貫，後期尚需四萬貫沒有著落。另外。三個月的軍餉是大頭，這筆錢按月發放。已經全數撥轉軍士儲蓄錢莊，所以，確實應當沒錢了。”馮道解釋。
李誠中揉了揉脖頸，皺著眉想了想，確實如同馮道所言，單從大概的數目上簡單核計，就已經知道後勤處軍資府庫的窘迫狀況。
馮道當然不是來向李誠中訴苦的，他是來提供解決之道的，對此，他提出兩個方案。
“目前營州府庫內暫時還算充裕，所以長史房有兩個打算，需要都督定奪。其一是提前向後勤處軍資府庫撥解明年的營州軍軍資，長史房度支科的劉子旭估算過，明年營州府庫的總收入約為一百二十萬貫，其中包括渤海、新羅和熊津州的軍資解送，按照預算分成比例，後勤處府庫可以獲得其中的一半，即六十萬貫。”
度支科科長劉子旭的估算中，營州在天覆二年的收入主要由四項構成：
渤海、新羅和熊津州以“懷約聯軍軍輜”名義上繳的每年常例，其中渤海二十萬貫、新羅和熊津州各十萬貫，這筆錢是實打實的金銀和銅錢等硬通貨，當然，如果營州都督發出特別徵召令，他們還要追加上繳；
工商業收入，包括官府參股的上繳利潤和所有作坊、商鋪的稅收，其中利潤上繳為大頭，約二十五萬貫，稅收為十五萬貫——收稅難一直是個大問題，這筆款項也以硬通貨為主；
農稅收入，主要是農民的田畝產出和牧民的畜牧所得，分別按照比例上繳官府，但營州農業還處於保護性發展階段，農民和牧民還享受著很多優惠和減免條款，這筆稅收不大，約為五萬貫，基本上以糧食、牛羊和馬匹為主；
還有就是“獻金”收入，主要來源就是李怠墨掌控的“營州社會民生髮展福利基金”，基金理事會早在上個月便舉行了一次會商，決定於天覆二年向營州府庫捐獻二十五萬貫獻金，當然這一捐獻行為是有附帶條件的，基金理事會希望營州方面能夠以強硬的姿態幫助營州工商業同行在幽州站穩腳跟——雖然沒有明說，但其中意味不言而喻。
度支科作出的天覆二年收入預算當然與今年相去甚遠，但天覆元年的營州收入是不可複製的特例。能夠邁過百萬貫這一臺階，已經相當不容易了。要知道，在盧龍軍最鼎盛的光化元年，整個盧龍節度府的所得也不過一百五十萬貫而已。
很顯然，度支科在預算時，是按照李誠中處理契丹人的政策來規劃的，李誠中並沒有對契丹人採取掠奪性質的政策，相反，他還提出了龐大的民生計劃，所以預計未來至少三年內，草原並不是營州收入的來源，反而是個負擔。
當然，以上僅僅是從純財務角度考慮所得出的結論，因為擁有了草原各部的掌控權，營州方面的戰爭潛力將獲得飛速提升，而且一待民生計劃初見成效，可以肯定的是，工商業和畜牧業方面的發展也會收穫巨大的好處。
來源於光化三年冬季到天覆元年春季營州方面在東征上的鉅額收益，營州府庫是有餘錢提前撥付軍資的，這是長史馮道的底氣所在。但馮道其實並不希望這樣做，在年度收支中，真正的款項收付是在春季，也就是三、四月間進行的，因為各項統算工作和收繳工作需要時間來完成，一旦提前預支，很容易打破現有已經成型的槯稅和度支體系，而很多事情一旦開了口子，往往就不可收拾。
李誠中自然也清楚其中的關節，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