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役的代價，他們只承當相對輕薄的稅，即按照戶口分為久等三大類，每年上戶丁納羊二口，中戶納一口，下戶三家納一口，若無羊，則以輕貨折抵，若當年被徵發，則折免當年納稅。所納羊錢皆入軍州，因此大量管領城傍的所在州，也被稱為輕稅州。
作為邊軍的補充，城傍被稱為“側近軍”。“側近州軍”，在大唐的邊防序列中，佔據重要地位。他們與耕戰一體的府兵、邊軍相近，城傍採取的是兵牧合一的制度，保持部分遊牧的習俗，以確保提供穩定的戰馬和騎兵的來源。
大唐北方各大重鎮軍州，皆有各自所屬的城傍和羈縻州，象靈、夏州界內居住著大量党項羌，就是典型的河隴城傍部落編制。
由於他們不佔將士正編，只需戰時輸糧，又有熟悉地方之利，與“去給行賜，還給程糧”、平時須給衣給軍食的募兵待遇比起來，軍費花銷要少得多。每每唐朝大軍出戰時，都會大量就近徵發城傍為脅從戰力，規模從數千到十數萬不等。
許多邊軍的軍城鎮戍，直接在城傍中補兵選才，以充遊奕、捉生之將，遊弈兵為驍勇善騎射者充，類似於後世的尖刀連、偵察排之類的配屬，許多人因此獲得功勞而躋身與大唐軍將序列。因此，大唐諸多胡裔將帥，大都是城傍出身，想安祿山、史思明也是幽州捉生將的出身。
而安西都護府常備兵不過四萬，軍民不過數十萬，而附從的各族城傍就有：鹽治州都督府鹽祿州都督府陰山州都督府大漠州都督府輪臺州都督府金滿州都督府玄池州哥系州咽面州金附州孤舒州西鹽州東鹽州叱勒州迦瑟州馮洛州等十六番州雜戎胡部落，多達十數萬帳。
他們寄於界內，無州縣戶口，隨地治畜牧。透過少量漢軍搭配數倍服役的城傍，構成大唐統治安西的基石和邊防體系。
按照《唐六典》兵部郎中條略雲：當州上佐一人專知統押，每年兩度教練，使知部伍。如有警急，即令赴援。諸州城傍子弟，亦常令教習，每年秋集本軍，春則放散。
被徵發的城傍自備鞍馬刀弓，只需提供作戰時的衣糧之用，立功的城傍兵可與漢兵一樣，擁有處置戰利品和得到官賞賜物受封的權利，因此所謂“馳騁之騎，突厥頗強。弓矢之功，契丹稱勁。而國朝皆驅馳如鷹犬……”
不過到了本朝，城傍已經大為衰微了，一方面是大量原本從屬河北邊軍的城傍被捲入安祿山的叛亂，而被絞殺殆盡，另一方面是，是西北路的城傍，因為隨鎮帥赴難勤王的戰功，而被轉為正編的官軍，而出現大量空缺。
再加上上百年的民族融合，凡內附後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為蕃戶也，城傍的第二代即同編戶而固有的城傍制度也在慢慢消失。
唐太宗用部落酋長為蕃將，使其領本部族征戰，這是城傍制度，唐玄宗用蕃將多為部落寒人則是城傍向定額兵轉化。
按照正常歷史的軌跡，東北城傍成為定額兵分佈於河朔三鎮，幽州、營州界內的部落不復存在了。西北城傍隨哥舒瀚討范陽在潼關全軍覆沒，西北諸州陷幹吐蕃，城傍制無存。朔方及河東城傍聚於朔方軍麾下與安史抗衡，戰事頻仍、兵源緊張之時，朔方兵不再區分漢兵與城傍，城傍完全成了額內兵，北方城傍也不存在了。
雖然後期也有內附蕃族置於邊境內者，但這些內附蕃族不但沒有了唐前期的規模，而且這些蕃族兵馬不再是城傍子弟，而是分隸諸道，成為諸道正式兵員（健兒）。而同期割據的藩鎮及其主要將領多為城傍後裔，這也是所謂中晚唐中原胡化之說的來由。
而按照氣候學另一種說法，中唐以後，北方的寒災勝似連年，這也造成大量胡族為了生存而自發的南下，直接衝破因為內戰而虛弱的邊防，被附近割據的大小藩鎮所吸收，也成為河北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龍武軍人手不足，但在錢財上還有些充裕，有句話說得好，能用錢解決的問題，從來就是真正的問題。
“傳我令……”
“發往河西二十萬段物，用充宴賜之費……”
“令河西於諸軍州及在近諸軍中簡擇良健”
“不過必須要確保漢藩比例，馭重就輕，避免尾大不掉，到頭來為人嫁衣……”
“到夷州了……”
東海海上，一隻大船正在劈波逐浪，永遠潮溼不堪的床艙中，**月再次咳嗽起來，讓蒼白的臉色上染上一坨病態的暈紅，
身邊的男人，只能心疼的輕柔她的後背，
隱姓埋名的生活，並不像想的那麼容易，作為朝廷通緝追捕的叛黨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