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十大節度使，至少有三鎮都是為了備禦吐蕃的需要，因此這些裁撤歸併的編制，可以為朝廷省下大批的錢糧軍資的投入，同時西北的一些軍地政策也可以取消，有更多的人力物力騰出手來，於民修養生息。
不過就算廢鎮，這兩道每年還是要向毗鄰的青唐都護府協糧出餉，只是輸送錢糧的任務，不再由地方沿途轉運，而是透過競投報給有實力的大軍從商經營，只要根據距離和預期的風險，核定一個上下浮動的慕耗比例就可以了。
這樣地方也不用再大張旗鼓的征伐民夫充事，這種既影響農時和生產而代價巨大，又徒費人力而收效甚微的徭役輸運。作為代價他們要交納一定免役錢，作為僱傭商人輸送的所費。
光是攻略青唐之戰，前後就打掉了錢糧物資折價約一千四百萬緡，這還不包括後續的地方重建屯墾、在關要結衝營造城壘和補充兵員，安置家眷的花費；以及眾多傷殘將士的後續治療和安置，陣亡將士及其家眷的優撫，臨時徵發民夫的遣散……因此這一千四百多萬緡，至少有小半還是掛在賬上的。
打戰就是在燒錢，軍隊規模越大，燒的就越厲害，尤其是國家級別的戰爭，對兵役動員和後勤組織能力都是一個極大的考驗，吐蕃人就是先戰河西敗在補給輸送的後力不及，再戰青唐而敗在國家動員潛力匱乏上。
作為一隻兵種裝備齊全，訓練有素，戰術手段和臨陣經驗嫻熟的正規軍隊，除非學蒙古人哪樣根本不顧後勤，只維持最低限度的需求一邊遷徙一邊戰鬥，走到哪裡像蝗蟲一樣啃食到哪裡，只留下一片焦土和屍體，來保證軍隊的戰鬥活力，否則說什麼組織大軍，萬里遠征揚威域外，都是眼高手低的笑話。
這筆錢，光靠朝廷本身，也是一下拿不出來的，如今的泰興朝廷，在傳統的租庸調徹底敗壞後，朝廷的歲入就被分成好幾大塊。
首先是脫胎自租庸調製度的傳統地稅和戶稅仍然佔主要的大頭，地稅按照田畝成色入課，上田每畝二十文或一斗慄，中田十五錢或八升慄，下田十文或五升，拓荒田三年兩升的標準徵收；戶稅按照民戶的殷實程度分成九等收，從第九等的五百錢到第一等的一萬三千錢不等，這些年透過清丈田畝和整理戶口，目前朝廷大概可以收到三千多萬緡。
不過這三千多萬緡只是賬面上的，經過各地留州自用和由各道轉運使送軍的，朝廷中樞真正入庫支配的只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強的一千多萬緡，只能維持和保證龐大行政官僚系統的運作。
此外朝廷從傳統官府專賣專營的鹽鐵茶酒等每年大概可以進項一千六百多萬緡，這也是一筆朝廷可以直接支配的大頭，主要由主管戶口色役鹽鐵轉運兼任戶部尚書的度支宰相負責，朝廷進行基礎設施的水利道路城邑市坊，各種國內營造興建，乃至軍隊編練等方面投入，主要從這上面開支；
從國內十稅一的商課，以及錢帛金銀貴物的兌匯上，九卿之一的司農寺還可以收到二百多萬到三百萬緡左右，再加上各地錢監鑄錢發行的收入，主要還是透過戰爭新獲不少貴金屬產地，而得以增鑄了金銀貴幣的原因，最好的年份可以達到七百萬緡，這筆錢每年若有所的積餘，作為朝廷備荒的急用入左藏庫；
然後是泰興朝以來，沿海各埠新設立官椎局和市舶使的各色出入抽息，除掉營運維持輸送費用，歸到朝廷中樞，每年大概也有三百多萬緡，直接歸入大盈庫，主要是用來平抑和糶調劑豐荒的準備金；
還有乾元年間開始，司農寺用國庫物料和土貢的剩餘物資，與域外之地進行的大宗國家貿易收入，大概還可以進益以數十萬乃至百萬緡為單位，不過數額和週期不太穩定，往往一次交易後，就要隔上很長一段時間。
最後，透過地方官市和宮市的競標投賣，每年也有一百萬緡左右的收入，不過前者零零碎碎的很分散，多歸於署衙公用，後者為宮內省管理的內孥。
此外還有一項隱性的收入，透過這些市舶使和官椎局，還可以以贈錢、賜市，回易的名目，將國內區域生產力過剩和地區產品亢餘造成的風險和不安定因素，透過貿易順差，轉嫁到那些藩國外域，以獲取剪刀差作為財政收入的補充。
當然，古人是沒有這個經濟概念的，知道這樣能給所獲厚利而無傷國內而已，所以目前主要還是由龍武軍的外圍下線和我家附庸的南海會社等背景，在具體操作這些事情，不算入國庫收入。
這些錢加起來看似巨大，但是朝廷各種名目的花費也不會少的，南衙宰相們手上十幾萬漕軍和工程軍就是一大，所以朝廷軍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