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所謂之政治，似是而非的變成為政資治之學，作為選修的副課，講的主要是眾多歷朝歷代各種施政治理的前例，品評得失，存亡演變之道，而所謂的經濟學，也不過是經國濟事之學，請人說一些理財興業富國的舉措政策再加一些粗淺的商品經濟流通的原理。其他科目，工程器械之學，天文星象之學，地理水文之學，農業氣候之學，也有梁辰恭，南宮望等有光榮傳統和家門淵源的專業人士客座講授。
唐人風氣相對其他時代開放，又剛剛經歷了最鼎盛的時代，見慣了萬國來朝的眾多外來新奇事物，象唐人長期流行胡服，官定的《十部樂》裡甚至有專門的拂林樂，也就是東羅馬拜占庭音樂大全。對這些東西也不怎麼排斥，但是要想形成影響力，而不是隻是時髦一陣的風潮，就必須有讓能看的到的實在用處，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現實。
要知道工業革命之前的科學成果，都幾乎是僅僅依靠興趣和機遇的偶然發現，直到工業革命後，發現新技術和科學成果可以大規模轉化成商業利潤的刺激，在渴望利潤的促進下，近代意義上的科學研究才開始突飛猛進。在這之前，教會甚至以防止傳播異端為名，限制乃至禁止使用和擁有印刷品。
因此，做什麼都需要一個利益的驅動，或者說至少要有實用性的推動，畢竟只講付出不求回報的那是聖人，大多數人還是有**有需要有追求的。所以我選的東西也是儘量遵循這個原則，所學的東西，能對起碼的生計乃至仕途有所用，這樣才不容易消亡。
當然了，順便也宣揚一些比較超前的大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東西。
雖然當初有人疑義過這些的存在，不過依我理由看起來也很充分，“若只想做個兵頭，只要肯拼命便行，但若要為將治軍，乃至鎮守一方，起碼的理政度支的基礎要有的，一個連帳目度支都搞不清楚的糊塗蛋，斷然是不行的。”到目前似乎效果還不錯，起碼從聽眾上來說，感興趣的著實不少。
“所謂的人力資源，就是拼的是誰的人口多，更兵強馬壯，誰更人才輩出”
“所謂的生產資源，比的是誰產出更多，誰更物產豐富”
“經濟資源，誰的錢財用度更加充裕，誰更國富民強”
“尤其這個人才，古今更替，無非就是人才之戰”。
“後漢之世，有三國鼎立，曹魏以一家壓制孫劉兩家，便是有源源不斷的人才更新換代，以魏武三詔令計，不問寒庶卑賤出身，唯舉以功業任以才德，是為雖負大義罵名，然能臣將才始終不絕。以一殘破半壁江山，北破烏丸、東征鮮卑，西收匈奴，外番諸國敬附而貢之。
（所謂“魏武三詔令”，是指魏武帝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分別頒佈的三份驚世駭俗的求才令，在這三份詔令中，曹操指出“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並且公開詢問天下有沒有“盜嫂受金，未遇無知者”；有沒有“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之人，他要一併籠絡，而成其霸業。曹操的這種取才標準，極大豐富了人才的範圍）
而蜀劉，國小民寡，窮力應戰幾敗而盡，雖有諸葛才冠絕代，鞠事必親，然用人唯忠厚，而次賢才，是以五虎上將一去，就後繼無人，所謂蜀中無大將，廖化權先鋒的惡果。
而孫吳長倚以江右世家大族，雖先後有四大都督征伐，數十文學俊士為謀，結果能主一去之後，便為氏族把持內亂不休。
至晉氏司馬，治政重用世家門閥，舉才唯門第不問才德，蠢祿者充與朝野，是以內弱前有八王之亂後有五胡之患。
至本朝太宗，開科舉之盛事，無論寒庶門第，皆有進身之途，打破了南北朝以來氏族門閥對仕途的把持，求賢廣於野，拔舉於陌蓬戶，是以人才海聚，天下大治，為貞觀盛世之基石。”
最後要表一表唐太宗的豐功偉業，這便是所謂的拉虎皮做大旗手段，其中的好處就在於，無論說什麼言論，只要能夠自圓其說的與之沾上點邊，鼓吹歌頌下前人的英明神武，這時代所謂的學術權威還是大家，多數是不敢直接或者公然質疑與開國太祖之類有關的東西，特別是象科舉選士這類先人劃時代性開創的東西，美其名曰—避諱。
這其中的奧妙，就好似孔老夫子從來沒有提倡過“存天理，滅人慾”這東西，倒是過說“食色性也”。但因為後世一群假道學為了與時俱進，封神造聖迎合統治者的需要，硬將它從孔老二的語錄裡，無中生有的闡釋出來，結果衍生出無數似是而非的東西，被當作權威的存在，整整毒害了好幾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