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報。這就是後來鬧得沸沸揚揚的“換頭術”事件的由來，最終成了陶鑄作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的重大罪名之一。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上，當時不知實情的陶鑄嚴厲批評了上海“工總司”安亭臥軌攔截火車造成滬寧鐵路全線中斷的做法，指出張春橋“擅自”簽字是錯誤的，性情剛烈的陶鑄表示了強硬的態度：“就是要把它壓下去！”陶鑄不知道張春橋從江青那裡摸到了毛澤東的真實意圖，所以才敢表態。陶鑄還在工交座談會上提出的工礦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各級黨組織和老工人，這很明顯就是劉少奇搞的那一套，大大地觸怒了毛澤東，這樣陶鑄的政治地位就變得岌岌可危。陶鑄是個有血性的男人，他與江青無論如何也搞不到一塊，他曾對夫人曾志說：“江青對我們經常像孫子那樣訓斥，總是命令的日吻，真是讓人受不了！”
一月四日，“打倒陶鑄”這一驚人的訊息就以最快的速度傳遍全國。
一月八日，在中央召開的緊急會議上毛澤東說：“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這個人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就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以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裡有劉、鄧的照片鏡頭，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下的幾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
有了毛澤東的金口玉言打倒陶鑄就成了欽定的鐵案，陶鑄的政治前途就此終結。
一月四日和五日王洪文帶領手下分別奪了《文匯報》、《解放日報》的權。一月六日，上海曝出了令世人瞠目結舌的特大事件：在張春橋、姚文元的支援下，以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和以徐景賢為首的“機聯站”以及學生組織，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了約有百萬人參加的“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會。大會宣佈了三項通令：“一、從即日起不再承認曹荻秋為上海市委書記和上海市長；二、勒令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在七天內向全上海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三、請求中央徹底改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級幹部堅守崗位。”由此奪取了上海市黨、政、財、文大權，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這就是震驚全國著名的“一月風暴”。一月八日在毛澤東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組為中共中央、國務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並號召全國學習上海“造反派”的經驗。一月九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並加《編者按》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認為“一月風暴”是“今年展開全國全面階級鬥爭的一個偉大開端”，號召“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手裡，自下而上地奪權”。二月五日張春橋、姚文元等經過策劃成立了所謂“上海人民公社”，二十三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稱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從此在全國各地颳起了奪權之風。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了《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公佈了毛澤東的一條最新指示：“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
這篇評論員文章強調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務，歸根結底，就是無產階級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手中奪權的鬥爭。這是現階段我國階級鬥爭的焦點，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集中表現。”
這就明白無誤地向全國傳遞了一個資訊：在整了那些黨內走資派以後，事情還不算完，接下來就是要“從黨內走資派手中”全面“奪權”。直到這時文革的本質越來越明晰地露出了它的“廬山真面目”：那就是摧毀各級政權，然後再按照毛澤東的意志重建各級政權。
毛澤東是這個國家體制的締造者，又是這個國家體制最大的破壞者，更是這個國家體制最大的維護者。從江西紅軍時期整肅“AB團”，到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再到建國後的“反右”、“反右傾”、“社教”、“四清”，直到發動“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運動，他始終交替扮演著“破壞者”和“維護者”這兩個絕然相反互相矛盾的角色，而在文革中表現得猶為突出。
隨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程序的不斷深入，上海“一月風暴”奪權的成功，各級當權派特別是省部級的當權派受到的衝擊無疑是最強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