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力顯然已經漂洋過海抵達了大西洋彼岸，在歐洲大陸也颳起了旋風，來自英國利茲大學（University。Of。Leeds）和波蘭華沙大學（University。Of。Warsaw）的著名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Bauman）也表示了對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支援，他更是為此撰寫了一篇論文進行闡述。
“對大屠殺的歷史學研究和心理學研究表明，當時進行屠殺的劊子手大多數是正常人，沒有任何事實可以將大屠殺解釋為天生的罪犯、虐待狂、精神病人或其他道德有缺陷的個體所犯下的一次罪行。大體上表現出的人的殘酷性，與執行者的個性關係很小，與將權力和服從視為常態的社會結構的關係卻非常密切。從本源上說，殘酷的社會性因素要遠遠大於個人性格因素，在道德壓力缺失而非人性合法化的社會情境中，有較多的個體會傾向於殘酷。
大屠殺最震撼我們心靈的，或許不是被屠殺的命運也有可能落到我們身上，而是想到，我們也可能去進行屠殺；過去我們有可能這樣做，如果有適當的條件，現在我們仍有可能這樣做。
阿蒙…戈斯對於大屠殺的執行，是來自於服從，也是來自於戰爭之中的大勢，他只是在整個殘酷的戰爭環境之中求生存而已。至於戈斯所表現出來的冷血和殘酷，則是戰爭催化出人性的黑暗面所導致的結果。
另一方面，戈斯會產生矛盾和衝突，這也就是個體在社會背景之下的獨立思想，這具有一定必然性，即使是冷血動物，但依舊是擁有思考能力的個體，他依舊會思考：自己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特別是當他的思想受到衝擊時——比如說愛上了猶太女僕，這種思考會越發激烈沸騰起來。
毫無疑問，電影之中對於戈斯的塑造才是正確的，因為這是整個時代背景之下必然會導致的結果，導演將戰爭之中人性與殘酷的掙扎集中在戈斯角色身上體現出來，這也恰恰反映了導演對整個戰爭的態度：人在戰爭機器面前，永遠都是渺小的，而戈斯身上的悲劇則是整個時代的悲劇。辛德勒喚醒了人性，而戈斯則被社會的殘酷淹沒碾碎。
在一個理性與道德背道而馳的系統內，大多數人很容易置自己的道德責任於不顧，另行選擇了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準則；將自我保全凌駕於道德責任之上，無論如何不是預先被註定的，總有人選擇後者，哪怕人數很少。這表明，邪惡不是萬能的，同時也表明，屈服還是反抗，歸根到底，是一個人選擇的結果。
在納粹暴政的高壓下，許多人喪失了道德感和人性。在不堪重負這一絕對事實面前，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宣佈為有罪，但也沒有一個人可以原諒自己的道德屈服，他應該為個人的軟弱感到羞恥。只有不斷地保持這種羞恥感，正視自己的軟弱，才有可能打破大屠殺之類的暴政加給人們的老龍，包括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
辛德勒保持了羞恥感，正視了軟弱；戈斯保持了羞恥感，卻敗給了軟弱。這才是‘辛德勒的名單’最深層的內涵，也是導演賦予這個故事最警醒世人的核心內容。”
支援派和反對派的爭論十分激烈，幾乎可以說是陷入了白熱化，以至於從十二月二日開始，綜藝節目、新聞節目、電臺節目都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各界人士都被邀請到節目上發表自己的看法和言論，從社會學者到大學教授，從歷史學者到社會觀察人士，從猶太人團體到黑人、亞裔團體，都紛紛站出來發表了看法，這幾乎讓“辛德勒的名單”成為一個社會現象。
當然，除了支援和反對，自然還有中立派。說是中立派也不是那麼準確，他們的觀點很簡單：這是一部電影，不是紀錄片，沒有必要如此較真。
中立派認為，史蒂文已經盡最大可能地還原了歷史，即使是對於阿蒙…戈斯的描寫多了一些挖掘，但也並沒有美化，相反還是生動地描述出了這名血腥納粹軍官的殘酷。許多真實經歷過集中營苦難最後倖存下來的猶太人看到大螢幕上的阿蒙…戈斯都被嚇得六神無主，更不要說那些被直接而殘酷的血腥嚇得背後直冒冷汗的其他觀眾了。
所以，中立派的結論就是：純屬胡鬧！
但不管中立派怎麼認為，支援派和反對派的爭持已經是成為了社會熱點，本來“辛德勒的名單”就是最近兩週時間以來的社會焦點，無論是影評人的讚譽，還是連續兩週點映的優秀票房表現，都讓人們對這部電影充滿了好奇和期待。這一下，伴隨著這一批言論的衝突，“辛德勒的名單”簡直堪比總統選舉，成為所有人茶餘飯後或多或少都會談論一下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