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表態而已，似乎更多的是要警告即將登陸的佔領軍，日本國還是有很多人不歡迎你們的。
而私下裡面，復興陣線則利用和“臺灣戰爭戰歿者遺族會”的密切聯絡不斷對現役軍人特別是軍隊高層進行動員，急切地要求他們拒絕服從國會透過的投降議案，吉崗甚至開始密謀再次發動兵變獲得最高權力，清洗掉所謂的“投降派”重新進行決戰。
為了防患於未然，已經在天皇面前保證軍隊不發生兵變的總參謀部在實際上獲悉復興陣線的動作後於3月17日上午採取斷然措施將東京都臨時守備司令部指揮機構解散，其下屬22000名士兵分拆為3個部分並派員接管，還按總理令的要求將內政部直屬警察支隊包圍強制解除武裝，同時將已經宣誓“效忠於國家與法律”的第5近衛師團17000士兵部署在東京城各個要害位置上，作為對內部極不穩定的臨時守備部隊的制約。
3月17日中午，在吉崗辭職以後臨時兼任內政部長的總理大臣川崎南記親自簽署命令要求對極右勢力進行全面掃蕩清理。第5近衛師團突然出動，臨時客串內衛警察職能擔任抓捕嫌疑犯的主要任務，到3月18日凌晨，390多個窩點先後被搜查，在冊約700多名極右翼分子被逮捕，其中包括部分現役軍官和與復興陣線保持密切關係的警政人物，另有4300名持械“危險分子”被抓獲，第5師團前後搜繳了足夠武裝一個旅團的各種輕重武器和大量彈藥裝備。
最關鍵的地方是，隨著兩名中將和4名少將的被捕，不僅是復興陣線埋伏在三軍總部等機構的炸彈被強制排除，他們密謀的兵變計劃被破獲，雖然再次被作為兵變主力的臨時守備司令部已經被解散，但這也給了首相川崎南記一個清理右翼分子的最佳藉口。
3月18日上午，首相川崎南記釋出命令採取被後人批評的“為了討好即將到來的佔領軍而不惜破壞現時仍然有效法律的極端手段”將復興陣線及自民黨右翼分子包括吉崗和前警察副總監、東京都警視廳主要官員及44名眾議員，29名參議員，5名將軍，11名高階警官在內的370名政壇和軍警中的頭面人物進行逮捕和“臨時隔離”。
隨後，日本眾議院在復興陣線主要領軍人物均缺席的情況下透過決議案，以“叛國罪”不能自動獲得“議員豁免權”為理由褫奪吉崗等人的議員身份。
而作為對前執政夥伴“背叛行為和反民主精神”的抗議，復興陣線中沒有參與密謀的議員等紛紛（提前5天）宣佈辭職。一年後，本州臨時高等法院以叛國、叛亂、顛覆及謀殺等各種罪名分別判處其中的191名骨幹分子3到15年不等的監禁，同時對“二一七兵變”的涉案軍人也進行了審判，但為了而沒有判處一例死刑。而作為一個政治犧牲品，吉崗靜子完成了自己的一生，她“光榮地”被認定犯有“叛國、叛亂和謀殺”三條重罪，2045年11月被終審判決為終身監禁。
至此，日本歷史上最右傾的政黨——復興陣線正式成為一個歷史名詞。同年，本州臨時參議會制定了關於嚴厲懲治軍國主義分子及企圖煽動破壞同盟關係的議案，從而在法律上阻斷了右翼分子依靠選舉獲得權力的道路。
到3月18日晚間，對反對派的清洗告一段落，被右翼分子和“自由人士”強烈抗議和攻擊的“3。17日本倒退回專制和野蠻的漫長之夜”終於結束了。為了極力和右翼分子撇清關係，以總理大臣川崎南記為首的內閣在壓力下最終被迫放棄了對本黨右翼分子的保護，同時聯合軍隊高層對原本是執政盟友的復興陣線舉起了砍刀，“異常果斷堅決地表達了日本人民迴歸亞洲、徹底清算軍國主義歷史，剝離其生存土壤的決心。”（新華社語）
事件最大的獲利者是自民黨和民主黨，事件後兩黨紛紛調整政治態度，民主黨向左靠攏把自己扮演成一個“左翼及中間派的集合”，自民黨則略微向中間移動繼續代表右翼和部分中間選民，最終也因此在日本形成了兩黨輪流坐莊執政的“2047年體制”。而從整體上說，日本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右傾化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清算，政壇和國民也因此得以完成了向中間甚至略微偏左方向的轉變，當然，這個過程的時間就達10年之久。
不過，對政客的清洗雖然一舉拔掉了軍政體系中復興陣線和自民黨極端右翼分子的代表人物，但整個日本常備軍仍處於緊張狀態之下，多年來依美而生的日本軍官特別是中低階別的軍官在短時間裡不可能迅速接受日本即將被中國佔領這一殘酷現實，而部分高階將領的被捕更引發了他們對總參謀部及各軍事領率機構的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