贊成共產國際的這個極左指示，《五月指示》傳達到中共後，很多領導人也十分惱怒。１９２７年７月４日，在鮑羅廷的主持下，中共在漢口三教街緊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總書記陳獨秀首先發言說：“由於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政變’，革命的形勢已轉入嚴重的階段，資產階級已經叛變。而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領袖汪精衛，乃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其政府即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雖然汪精衛對工農革命中的過火行動比較反感，對鮑羅廷同志的態度也不十分友好，但這是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動搖性的表現。”
鮑羅廷接著說了汪精衛找他談話的經過，然後說：“我十分遺憾地接到汪精衛簽署的通知我回國的命令，看來他是不想和我們合作了，但我們還是要爭取他，希望他能堅持三大政策，扭轉當前的局勢。”陳獨秀又說：“汪精衛的思想我很瞭解。他從法國回來後就找我發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說明他是主張三大政策的，昨日如此，今日也如此。至於土地革命，我在五大開會時講過，政策是正確的，但必須防止過火行動，不要使武漢國民政府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衛走分共的道路。”
陳獨秀和鮑羅廷主張對汪精衛進行妥協，暫不執行《五月指示》的命令，放棄激進的土改運動，爭取和汪精衛繼續合作。但是陳獨秀的妥協主張卻遭到大部分激進共產主義分子們的反對。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人均明確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李立三更提出要陳獨秀作檢討檢查錯誤。
第二天，中共宣佈改組，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由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領導小組組成臨時中央常委會。五人領導小組當即起草了一份《宣言》，於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３日公開發表。《宣言》說：“目前，革命已處於危急存亡之時刻，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黨政府最近已公開準備政變。因此，中國共產黨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
看到中共發表的宣言後，汪精衛於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召開緊急會議，汪精衛拿出《五月指示》說：“我們從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層意思，都是很厲害的。同志們，目前本黨已經到了嚴重的關口，必須在這個會上作出生與死的抉擇。”到會的國民黨軍政要人，孫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紛紛發言支援分共，只有宋慶齡的代表陳友仁反對，聲稱三大政策是孫總理親自制定的，違背三大政策就是總理的叛徒。但陳友仁的發言遭到與會者的一致反對，最後陳友仁不得不退出會場。
在這次會議上，透過的《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的共產黨員，在即日宣告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但汪精衛說：“我們不象蔣介石那樣搞武力清黨，而是採用和平的‘分共’，這是最穩妥的步驟。”本來武漢國民政府並沒有打算象蔣介石那樣武力清共，而是準備讓共產黨和平地退出國民黨，汪精衛也聲稱要“保護共產黨人之身體自由”。可是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激進指導下，張發奎第二方面軍所轄的二十軍軍長賀龍等人，於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發動了武裝暴動。
南昌起義使武漢國民政府放棄了和平分共的政策，開始搞武力分共。１９２７年８月８日，汪精衛召開了國民黨中央緊急擴大會議，透過了“武力分共”決議案。在武漢也開始了大肆逮捕處死共產黨人，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徹底破裂。
國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還是在於兩黨的方針目標有根本的差異，兩黨合作其實不過是一種相互利用。國民黨利用聯共爭取蘇聯的軍事經濟支援，而共產黨利用國民黨來發展自己的勢力，兩黨最後走向訣別，也是終究要發生的必然事件。蔣介石搞暴力鎮壓共產黨固然不對，但如果共產黨能夠採取陳獨秀等人的妥協政策，不搞激進的共產主義暴力運動，共產黨和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的聯合，可能會持續更長一些。
第二部分之四：第一次反蔣的失敗
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拋開國民黨幹革命的《五月指示》密令，是造成武漢國民政府“分共”的直接原因。為什麼共產國際會突然傳來一個《五月指示》呢？這與當時蘇聯內部進行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權力鬥爭有關。在中國問題上，斯大林持比較現實的態度，要求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一中國以前，保持與國民黨的合作。而托洛斯基卻持比較激進的態度，要求中國共產黨拋開國民黨幹革命，透過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蘇維埃政權。
斯大林透過蘇聯駐國民黨政府顧問來指導中國革命，蘇聯顧問鮑羅廷是斯大林的代表，而托洛斯基卻透過共產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