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煦沈曾植這些“文史研究所”的老派人物當然不敢吭聲，而且他們這類傢伙心裡面只怕還是比較高興也說不定。
凡是新派文人，以上海的馬相伯為代表的“教育救國派”，到一度起來造反的陳獨秀，還有北京李大釗那幫人，湖南的楊濟昌等人都紛紛寫信向陳克或者人民黨請願。最神奇的是尚且在牢裡面關著的黃興、宋教仁也試圖透過各種渠道向陳克情願。兩人不顧自己還是囚犯的現實，吆喝著願與蔡先生共死的場面話。
人民黨真的沒想到殺個反革命，國內的文人反應這麼強烈。最後嚴復都不得不很含蓄的寫了封信給陳克，說：“最近日日有人拜訪，為孑民說情。不勝其擾。”
面對幾乎無孔不入的遊說，政治局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下不得不請陳克出來拿個主意。陳克一開始覺得是不是宣傳工作不力，他問章瑜，“蔡元培所作所為宣傳出去了麼？”
章瑜也挺委屈的，“我最近哪裡有時間管宣傳部？不過工作都已經佈置下去了。我讓宣傳部的同志們調查了一下，各地該宣傳的都宣傳到了。誰知道這幫SB文人怎麼想的。”
陳克知道章瑜不可能在這等事情上說瞎話的，他心裡已經大概有了個譜，“他們這是要救反革命，還是準備救文人？這個問題大家分析過麼？”
“救反革命還是救文人？”同志們真的沒有考慮過這等問題。人民黨素來輕視甚至歧視舊文人，這都談不上是秘密。儘管在人民黨裡面充斥著在舊時代裡面受過教育的人，不過這些年同志們都與人民站在一起革命，時時刻刻談論的都是群眾路線，發動群眾，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勞動最光榮。根本沒人有空與那些二貨文人打交道。更不用說地方工作中的鬥爭裡面，鬥爭維護宗法制度的文人是常抓不懈的工作。
在這麼一個氛圍裡面，文人幾乎被全體打上了“不可信，不可用”的標籤，加上人民黨所向披靡，根據地的擴大導致了工作呈現幾何式的井噴。人民黨就更沒有心思和力氣搭理文人，誰也沒想到全國上下的文人居然因為蔡元培的事情試圖聯合起來。
路輝天左看右看，見每個同志都一副意外的臉色，他問道：“有誰負責調查這件事麼？人民內務委員會就沒動靜？”
中央辦公廳主任任啟瑩笑道：“最近工作重點是反腐，反怠工，根本沒人管這檔子事情。而且這幫文人也沒有真的串聯，他們是透過各個渠道向我們這裡遞話，然後在遞話過程中逐漸串聯起來的。家父一個小秀才，多少年沒見過的所謂同門同派的人都來找他。讓他煩不勝煩。想來各位也都是一樣的。”
任啟瑩說是沒調查，實際上總結的頗為到位。其實人民黨這些中央幹部們早就把蔡元培拋在腦後了，殺了幾十萬反革命份子，誰會在乎殺這個滿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大反革命。但是大家都沒想到，多年未見，乃至於從未謀面的傢伙們居然透過各種渠道就這麼來給蔡元培求情。硬生生逼著人民黨中央為此開了會議。
齊會深斟酌了一下，這才說道：“我家老爺子一個做買賣的，居然也被別人攛掇著摻乎到此事裡面來。鬼迷心竅了！我收到湖南省委書記謝明弦的信，信裡面講，他為此事已經對黨政軍下了命令，誰也不許為給蔡元培求情的人通話。凡是這等人，統統不接待。”
陳克很清楚齊會深這也是想保住他老爹，既然沒辦法回上海去勸說自己的父親，那還不如先在會議上把自家老爹罵一通，這樣為後面做些準備。陳克倒是挺讚賞齊會深的聰明，至少這件事發展到如此地步，就不是簡單的殺不殺蔡元培，而是人民黨要與舊士紳們來一次鬥爭。這樣的鬥爭會發展到什麼程度，可真的不好說。
路輝天一直被認為是黨內右翼勢力，在鬥爭這根弦上繃的不是太緊。他忍不住問道：“這些人到底是想幹什麼呢？”
章瑜笑道：“想幹什麼？想翻天唄！現在透過義務教育，咱們大量培訓出全新的知識階層，而且努力對整個中國都完成掃盲，乃至讓每一個人都成為有文化、有知識的新型勞動者。那幫文人看在眼裡，當然會急在心頭。等咱們完成了這份工作，他們靠什麼維持自己的身份？”
對這充滿意識鬥爭形態的話，一部分同志沒能立刻明白。倒是文化水平較低的宇文拔都立刻呼應了章瑜的話，他鬥志昂揚的說道：“這幫人近些年越混越差，偏偏那點子臭德行一點都沒變，讀了幾句臭書就自認不可一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還看不起勞動人民，自己把自己當大爺看。早些年土改中間他們就和政府唱反調，後來有那麼一陣子他們有試著歌功頌德。可那時候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