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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字面上講，應該這樣翻譯——手握國家權柄的人，如果想讓天下之恩惠皆歸於己，那麼相應的怨恨之情想推給誰？
它的深一層含義，卻應該這樣解讀——手握國家權柄的人，如果只想讓大家說他的好，不讓大家說他的壞，是可能的嗎？
這是在說，呂夷簡一定是壞人嗎？他做的都是壞事嗎？試問當家人，泔水缸，做得越多，就越招人嫉恨，只有什麼都不做的人，才沒人討厭！一語驚醒夢中人，范仲淹猛然自省，自己做的都是對的嗎？一些最基本的，平時絕不懷疑的原則觀念在他的心裡升出了問號。
是做聖人，還是做事？是想建設，還是在破壞？回想這些年，他在地方上的確又治水、又救災，做了很多的實事、善事，可是隻要一進入京城，就立即投入了破壞之中。比如說，他按著這樣非黑即白的觀念繼續做下去，扳倒了呂夷簡之後還要再做什麼？再去扳倒誰？一生就只是在打壓、攻擊、謾罵中過日子嗎？
誰做事，就在邊兒上鉚足了勁等著挑錯，這樣的人，就是君子嗎？觀念的改變，帶來思維上的飛越。范仲淹再不用王曾解釋什麼，就想到了王曾不出手的更深一層的含意。
比如說，王曾出手了，那就是大宋朝的首、次兩相之間的對抗，以前有太多的例子證明，只要出現這樣的局面，無論對錯，都是同時下臺的結果。那樣是解恨了，可國家誰去管？民生誰去管？大宋朝堂從上到下，打成一鍋粥，這就是你范仲淹的盼望？
宰執之臣，雍容大度，必須從全方位考慮事情，黑、白之外，還有千萬種色彩，要走那條對國家、對朝局最有利的那條路。
所以王曾選擇了沉默，至於說什麼君子、小人、奸邪，見鬼去吧，沒有這些珍稀動物，不分得這樣清，趙匡胤也把宋朝的天下打下來了，趙光義也活得很快活。
當天范仲淹心神恍惚地離開了王曾，他似乎看到了另一條道路，可不知該怎麼去走。但走，是一定的了，他必須離開京城去饒州。臨行前，十里長亭仍舊有人來送他，那是攜酒而來的王質，他舉杯致意——“範君此行，尤為光耀！”
至此已經是三光了，從“極為”到“愈為”，再到現在的“尤為”，他的品德與意志逐年疊加，不斷上升，已經成為君子道德人士們的一面旗幟。可是光陰似箭，范仲淹已經46歲了！一生至此，老之將至，成就何在？難道就只是一些虛幻的，於國於民都沒什麼用的聖賢光環嗎？！
范仲淹悽然苦笑，再沒有上兩次的熱血激昂——仲淹至此已經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請準備一隻羊，就當是我的祭品吧。說完上路，把多年以來的追求和京城都拋在腦後，他眼前的路，變得寬廣光明，從今而始，忘身許國，要做實事！
范仲淹走了，在他身後的京城裡還有一些事情要交代，由他引起的第一次朋黨干政風波還沒有收尾。不光是歐陽修等人寧死不屈，發貶到遠邊地區去當官都一點不在乎，就連京城之外也出了問題。西京洛陽方面的推官蔡襄寫了一首詩，題名《四賢一不肖》，四賢就是范仲淹、餘靖、尹洙、歐陽修四位大君子，那位不肖就是知諫院的右司諫高若訥。蔡襄此人文才極高，這首詩迅速從西京波及到東京，又向東京輻射全國，最後竟然連百年好合的友邦遼國也被驚動了。
當時正好有位遼國的使者進京，該仁兄不知出於怎樣的心理，追星族？羨慕宋朝的風氣文化？還是說看出這裡的樂子，回國張揚一下？他花重金請人抄寫了這首詩，回到幽州之後，就貼到了城門上，讓所有胡漢居民觀看——大宋朝裡好熱鬧，文化太昌盛，連罵架都可以寫成詩！
大宰相呂夷簡的憤怒也終於表露了出來，他授意自己的親信，御史臺裡的侍御史韓瀆出面，奏請皇帝在朝堂之上樹立一張榜，那就是有名的“朋黨榜”，范仲淹的成分變複雜，一邊是偉大的君子，一邊是結黨的小人，以他為典型，從此嚴禁結黨營私，組建非法小集團。尤其是強調一點，絕不允許百官越職言事。
你們該是幹嘛的，就只能去幹什麼，職務之外，不許亂操心！
至此總結一下，范仲淹和他的朋友們的奮鬥應該說也有了些成果，最重要的就是讓范仲淹的心靈得到了昇華，他的成熟，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是宋朝之幸，更是宋朝子民之幸。但這樣轟轟烈烈的君子整風運動，如果站得稍微高一些，目光飄過宋朝的邊境，就會發現它們分文不值。異族人已經野心膨脹，磨刀霍霍，快到生死存亡的興衰關頭了，還玩這些假招子有什麼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