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拗相公”的名聲，另一邊就毫無責任？
一直是王安石在獨自罵街？在這裡，熟讀宋史的各位達人少安毋躁，查年限可以知道，在王安石得到“拗相公”封號時，司馬光的“司馬牛”綽號還沒到手，蘇軾還沒有機會親身體驗士大夫最高領袖的執政風采，沒脫口而出罵了這句三字經。
好了，我想說到這裡，大家應該清楚了歷史上的幾大問號。即一，王安石與宋神宗的關係怎樣。答案是比一般好，但絕沒到言聽計從的程度；
二，王安石的“拗相公”之名到底怎樣形成的，是不是一個貶義詞。我的答案是，不，這不是個貶義詞。只要讀史者有足夠的獨立精神，足夠的邏輯辨析，就能夠分析出這是一個獨鬥官場，堅持新法的改革者所必需的基礎精神。
三，王安石是不是過分跋扈，連皇帝也得聽他的話。弄得君臣名分不清，終於最終反目。答案也很清楚，自古改革變法，皇帝從來都只是個助手，一個配角。要想成功，主角必須得是改革者！在這個層面上來說話，王安石的所謂跋扈，是最基本的權力。
第十九章 人只為己，天誅地滅
弄清楚了這些問號，王安石的辭職原因，宋神宗為什麼會答應，才有頭緒。王安石是很傷心的，也是太累了。
僅僅5年時間，改革法令涉及帝國的財、政、軍各方各面，每走一步都要與所有人為敵，甚至要和小皇帝也唇槍舌劍，這種累法不是每天跑一個馬拉松那樣簡單的。尤其是心靈的壓抑，王安石已不再是6年前那個“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的意氣風發之人。
他一連上了四封辭職奏章。宋神宗挽留了很久，顯得非常有誠意，可最後還是同意了。
為什麼還是同意了呢，他不想再改革了嗎？不是的，宋神宗一生對強國富民念念不忘，為之竭盡全力，為之英年早逝，在理想上一直未曾動搖。他之所以失敗，不在於信念，而是見識、能力上的不足。
失敗的種子，就埋在了這時同意王安石辭職時。
在他來想，讓王安石暫時離開，有百利而無一害。第一，他順從了奶奶和媽媽的要求。媽媽說得多麼通情達理啊。
“王安石誠然有才，可樹敵太多，讓他暫時外放，你實在喜歡他，過段時間再調回京，不也一樣嗎？對王安石本身，也是一種愛護。”
宋神宗認同。現在局面太緊張了，緩和一下是有必要的。同時讓王安石回南方調養一下，幾個月之後再回來，精神煥然一新，正好投入工作。如果說首相任免，不能太頻繁的話，根本不用在意。宋朝官場的特色之一，就是首相來回換。
第二，關於新法，一方面全國推行，一方面由王安石指定接班人接手。比如首相是韓絳，副相是呂惠卿。這兩人是新法的核心人物，一個是“傳法沙門”，一個是“護法善神”，暫時接替王安石的工作，不是很穩妥嗎？
的確很穩妥，王安石也很放心。在他想來，改革已經走上了正常軌道，不管他本人是回來，還是不回來，新法都已經形成規模，只要宋神宗本人堅定，這個趨勢必將越來越好，越來越大。
那麼就走吧。
宋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底，王安石一家輕車簡行，悄悄離開了京城開封，沒有驚動一個官員和百姓。
飄然而去，不慕浮名，走得非常瀟灑。只是他和宋神宗兩人都不知道，宋朝就此失去了最後一次振作的機會。來日大難，不僅是宋人就此沉淪，就連華夏民族，也從此一蹶不振。
因為他們千算萬算，還是算漏了一個弱點。
人性的弱點。從機率上講，不管是王安石還是別的什麼人，都沒法真正洞察身邊人的心靈。比如赫魯曉夫與斯大林。
斯大林生前，赫魯曉夫視其為父，當他死後，赫魯曉夫立即變身。這樣的例子太多了，蘇聯如此，宋朝也一樣。
王安石走後，首相韓絳是一位非常沉穩，很有包容力的人。由他總攬大局，不是要他以出色的領導能力繼續改革大業，而是要他來穩定改革派內部的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在他之下，才是精明強幹，能力超群的呂惠卿。
注意呂惠卿。王安石沒走之前，反對派就把他定性為奸邪，甚至於他的位置凌駕在王安石之上，按宋史裡的說法，是他蠱惑王安石，以超級巧妙的手段支配王安石，進行的熙寧變法。
也就是說，王安石只是個傀儡。
總而言之，他是這樣的讓人不放心。可是，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