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得很有水平。這時是熙寧二年，他第一個跳出痛罵新法，18年之後，他的表現恰好相反。
不知道他腦子的構造是不是比較異常。
這時他的職務和他父親當年一樣，是知諫院。他在奏章裡沒有指出均輸法任何一點的錯處，重點的是君子小人分辨法的N次重複。在他看來，王安石一黨無事生非殘害百姓，所謂的富國之法，不外乎是向漢朝的小人桑弘羊學習，每天裡像商鞅那樣想著怎樣賺錢，完全違背了孔子孟子等聖人的教誨。
空洞無物，態度惡劣，他被貶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接下來出場的是位開封府的推官，職務不大，可必須得認真應付，因為他是蘇軾。蘇軾這時的文采已經聳動天下，在全國讀書人心中的地位和文壇盟主歐陽修都相去不遠了。這絕對不能小看，這是官場職務之外的另一種地位，就像每一個官員都是孔門弟子、天子門生一樣，文壇地位高了，足以讓他在宋朝笑傲人生。
蘇軾的話真正說到了點子上，要明白其中奧妙，得先思考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新法改革之前，京城的供需脫節了，為什麼東京還能保持住有史以來人類最巔峰的繁華呢？
為什麼？
那就是宋朝最為人所稱道、羨慕的，整個世界截止在蒸汽機發明以前，最昌盛自由的東西——商業。它由宋朝的非官方發起，在中國漢人所創造的正朔朝代裡版圖最小的地域裡，達到了讓人無法想像的高度。
像夢一樣美麗繁華的東京汴梁城就是證據。
但是它也是把雙刃劍，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榮，周邊的流通，可是另一面也讓金山銀河從國庫的旁邊流走，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