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得很有水平。這時是熙寧二年,他第一個跳出痛罵新法,18年之後,他的表現恰好相反。
不知道他腦子的構造是不是比較異常。
這時他的職務和他父親當年一樣,是知諫院。他在奏章裡沒有指出均輸法任何一點的錯處,重點的是君子小人分辨法的N次重複。在他看來,王安石一黨無事生非殘害百姓,所謂的富國之法,不外乎是向漢朝的小人桑弘羊學習,每天裡像商鞅那樣想著怎樣賺錢,完全違背了孔子孟子等聖人的教誨。
空洞無物,態度惡劣,他被貶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接下來出場的是位開封府的推官,職務不大,可必須得認真應付,因為他是蘇軾。蘇軾這時的文采已經聳動天下,在全國讀書人心中的地位和文壇盟主歐陽修都相去不遠了。這絕對不能小看,這是官場職務之外的另一種地位,就像每一個官員都是孔門弟子、天子門生一樣,文壇地位高了,足以讓他在宋朝笑傲人生。
蘇軾的話真正說到了點子上,要明白其中奧妙,得先思考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新法改革之前,京城的供需脫節了,為什麼東京還能保持住有史以來人類最巔峰的繁華呢?
為什麼?
那就是宋朝最為人所稱道、羨慕的,整個世界截止在蒸汽機發明以前,最昌盛自由的東西——商業。它由宋朝的非官方發起,在中國漢人所創造的正朔朝代裡版圖最小的地域裡,達到了讓人無法想像的高度。
像夢一樣美麗繁華的東京汴梁城就是證據。
但是它也是把雙刃劍,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榮,周邊的流通,可是另一面也讓金山銀河從國庫的旁邊流走,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