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氧？”
“缺氧。心搏停止就是缺氧。”
她說：“你在說什麼？”
“不記清楚也很正常，”醫生說，“你外面的朋友說你昏過去了，其中一個朋友救醒了你，說是花了四五分鐘。”
“你是說我死過嗎，”
“如果不給你做心肺復甦的話，你就死了。”
“是彼得救醒了我嗎？”她想，一定是他。
“我不清楚是哪一個。”現在他用錘子敲打她的肘部。“你真是走運。我們這裡每年有三四個人死於電擊，有的嚴重燒傷，而你卻還好。”
“是那個年輕人嗎，”她說，“彼得·埃文斯？是他嗎？”
醫生聳了聳肩。他說，“你最近得破傷風是什麼時候？”
“我不明白，”埃文斯說，“報道說他們是獵人。一次打獵事故或者類似的紛爭。”
“對呀。”科內爾說。
“可是你們告訴我說是你們打的？”埃文斯看了看科內爾，又瞧了瞧三泳。
“是他們先開的槍。”科內爾說。
“天啊。”埃文斯說，“死了三個嗎？”他咬住嘴唇。
說真的，他很矛盾。他設料到自己的小心謹慎被代之以——一系列的槍殺，可能是謀殺，他成了幫兇或者至少是實質上的證人。他可能被帶上法庭，受到羞辱，遭到監禁這是他通常的邏輯，他所受的法律教育強調的就是這些。
然而此刻他根本不擔心。極端分子被發現而且被打死了。聽到這個訊息，他既不驚奇也不煩惱，相反他感到很滿意。
他知道他在堤壩裂口處的經歷已經改變了——永遠地改變了他。有人想殺死他。無論是在克利夫蘭的郊區長大的過程中，還是在大學法學院學習期間，他從來設想到會有這樣的事。即使後來他到洛杉磯的公司裡工作生活時，也絕沒有想到有這樣的事。
因此，他也不可能預料這事對他的改變會使他有這樣的感覺。他感到身體好像被移動了——好像有人把他舉起，向一側移動了十英尺。他不再站在同一個地方。同時他內心的感受也變了，他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無動於衷。面對令人不快的現實，他以前的做法是視而不見，或者改變話題，或者對發生的事找出種種遁詞。他曾經認為這是生活中一種可接受的策略——事實上，這是一種更加人性的策略。然而他再也不相信了。
如果有人想殺你，你不能視而不見，也無法改變話題。你必須直面它。最終的經驗是：丟掉幻想。
世界並不隨人意。
世界就是這個樣子。
世界上有壞人，必須有人去阻止他們。
“正確，”科內爾慢慢地點點頭，說道，“三泳，死了三個，對嗎？”
“對。”三泳說。
“讓他們見鬼去吧。”埃文斯說。
三泳點了點頭。
科內爾無言。
六點鐘，噴氣式飛機飛回洛杉磯。莎拉坐在前面，望著窗外。她在聽後面男人們的談話。科內爾在談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被打死的人是情報部的。對他們的槍支、卡車和衣服的檢查結果證明了這一點。電視臺的攝影人員也已經查明：他們的車是ＫＢＢＤ的，是喜多娜鎮的一家電視臺。他們接到一個匿名電話說公路巡邏隊嚴重失職，不顧可能發生洪水災害的警報，允許野餐繼續進行。這就是他們為什麼去公園的原因。
顯然，沒有人想到為什麼在“下一代氣象雷達中心”釋出洪水警報前半個小時他們會接到匿名電話。後來，他們查了一下那個電話。是從加拿大卡爾加里的一個公用電話打來的。
“那是有組織的，”科內爾說，“他們在策劃這件事情之前就知道了亞利桑那電視臺的電話號碼。”
“為什麼是在卡爾加里？”埃文斯說，“為什麼在那兒？”
“那兒好像是這個組織的一個重要基地。”科內爾說。
莎拉看了看空中的雲彩。噴氣式飛機在雲層之上，太陽正在西沉，西方有一道金色霞光。一派晴朗的景象。那天發生的事情彷彿發生在幾個月前甚至幾年前。
她往下看了看胸前，看見那些電擊留下的隱隱的淺棕色印記。她吃了一片阿司匹林，但燒傷處還是隱隱作痛。她成了一個身上有疤痕的女人。
她不再聽男人們說些什麼，只注意他們說話的聲音。她注意到埃文斯的聲音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幼稚和遲疑。他不再處處跟科內爾作對。他的聲音聽上去略顯蒼老，卻更加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