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夫——貝利亞——莫洛托夫——赫魯曉夫集團的掌權所出現的局勢做了一番基本的分析。
“由於不具備斯大林的巨大威望和權威，馬林柯夫必將為鞏固自己的權力和拼湊一個由各不同民族組成並要管理三分之一人類的強大帝國而忙於奔命。歷史給了西方民主國家一個喘息的機會，在這一期間，自由世界可以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轉變。如果西方放過了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那就必將面臨整個人類文明遭受到徹底破壞的危險。”
可見，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奧爾洛夫還是很有洞察力的。但是，當他剛剛脫離蘇聯，成為一億五千萬美國人中一個完全的個人時，卻表現出了一種奇怪的在為人、處事上的幼稚，儘管他會在秘密偵察機關中工作了幾十年，併成功地完成過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和內務部交下的各項責任重大的任務。
這種奇怪的幼稚從奧爾洛夫到美國後採取的第一個主動行為中就開始表現出來了。讀者一定記得，他曾給斯大林和葉若夫寫過一封信。奧爾洛夫有位堂兄，革命前就移居在紐約，他拿著這封信，飄洋過海來到巴黎，把信交給了蘇聯駐法國大使館。信轉到了收信人手裡。一個逃亡者，原國家安全委員會委員，蘇聯秘密情報機關的將軍，許下諾言：只要他的母親和岳母不遭受內務部的迫害，他就不揭露斯大林的罪行。
這一“協議”多麼令人驚奇！要知道，奧爾洛夫與斯大林不一樣，他無法檢查後者是否滿足了他提出的條件。我一點也不懷疑，斯大林在接到這位逃亡者送來的信後，立即就下達了有關處置他母親的命令。難道他還不瞭解斯大林嗎？簡直不可思議！
在華盛頓，奧爾洛夫沒費多大力就獲得了司法部長（當時是弗蘭西斯·比德爾任此職）的接見。在出示過自己的外交護照之後。他得到了明確的表示：不會有人為他來美國生活設定任何障礙；他可以居住在美國的任何一個城市裡。
時至今日我們還感到驚奇：美國當局居然沒發給奧爾洛夫任何可以確認他們的口頭表示的檔案，甚至連一封寫在官方信箋上的信也沒有。更令人不解的是，沒有任何一個美國政府機關主動地對奧爾洛夫感過興趣，包括國務院、軍事情報局、聯邦調查局。要知道，無論怎麼說，他總是個蘇聯情報部門的將軍（儘管他的活動範圍是西歐而不是美國），況且當時已是二次大戰的前夕，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不再懷疑這場大戰的迫近。
然而，奧爾洛夫確實沒引起任何美國官員的注意，甚至包括無所不在的美國記者。大概，這一點正好救了他的命，因為在那幾年，許多“惡意不回國者”一個接一個地死去，如阿加別科夫、拉斯科爾尼科夫、克里維茨基。大概還有許多我們所不知道的人。他們的死，至今都還是懸案。
多年裡，奧爾洛夫的首要目的大概只有一個，即銷聲匿跡。無影無蹤地消失，但不是生理意義上的，而是民事意義上的。他不再是奧爾洛夫，而成了某個“貝格先生”。他經常搬家，不僅是變換住房，而且應變換城市，因為他清楚這種手段的作用。他從不去填寫什麼登記表，儘量避免與人交往，甚至既不作失業登記，也不設法找工作。就連與自己的律師聯絡，也是透過在預定的報紙上登廣告的方式進行。
憑著自己帶到美國來的二萬五千美元，奧爾洛夫竟把一家人的生活維持了十五年。當然，迫意味著一斯巴達式的生活：最簡單的食物、最必需的衣物、最狹窄的住房。在一個已完全機械化了的國家裡，奧爾洛夫竟連弄輛汽車的念頭都沒有過。
在鄰居們眼裡，“貝格先生”是個斯文、內向、整日不出門、除了家庭就再無別的興趣和進取心的人。在這片美國的土地上，他安葬了自己那年僅十六歲的女兒；在這異國他鄉，他送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迎來了“冷戰”的開始。
遷居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蘭後，他開始著手實現自己的第二個主要目標。一連五年，他每天都坐在當地的公共圖書館裡，埋頭於寫作自己這本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的書。一九五一年初，初稿完成。然後，他又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將書翻譯成了英文。
斯大林剛剛死去，（有這麼湊巧！），這本書就問世了。先是英文版，接著又被人譯成了德文、西班牙文及其他文字。
有關此書作者， 一位蘇聯秘密情報機關的將軍就住在身旁， 住在美國領土上（這連聯邦調查局也不曾料到！）的訊息，在華盛頓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政界的反應一片混亂，有的根本不相信，有的十分惱怒，還有的則感到不寒而慄：要知道，一個象奧爾洛夫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