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鐵板一塊的本系統工作；為什麼楊波會知道他是被放到倉庫去鍛鍊的這些“領導才知道的事”他冷冷地笑著，菸頭在黑暗中忽閃忽滅，就這樣一動不動地在樓頂上坐了好幾個小時。
很難知道99年的這個春節夜晚，雲峰在西安東郊的樓頂上都想了些什麼，都發生了什麼。從那以後，雲峰就已經不是以前那個愣頭青了，他變了，完全換了一個人。以致於2 年半後我在北京見到他，已經完全認不出他了。他不再膽小，不再猶豫，不再患得患失也許這就是成長的代價。
春節後上班，雲峰就被公司派去了廣州辦事處。關於這件事情，他沒有對任何人說過當時是他主動要求的還是公司安排的。大傻在電話裡向我提起的時候，語焉不詳，他甚至都是很多年以後，才知道雲峰曾經深深地愛過自己婚禮上的伴娘。如果雲峰當時是自己要求調去廣州的話，有點解釋不通：廣州辦事處是個爛攤子，公司裡面不少人都知道；如果是公司安排的話，也有點莫名其妙，很難想象單位領導會突然發神經，把一個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派到山高皇帝遠的外地辦事處去。在那種商貿公司的行業，萬一出了問題誰負責？（在那時候的國營單位的確是這樣的，當然這種現象在現在已經不算稀奇了）。
唯一的合理解釋，就是大家都能猜到的那個理由。如果換成你，再堅強的人，以後還要天天面對楊波，你能呆下去嗎？
雲峰一直瞞著父母，走之前的最後一天晚上，才告訴了他們明天就要調去廣州。老媽抹眼睛，一句話也不說；老爸卻沒有發火，沉默了半響後，囑咐他要一切小心，不用擔心他和老媽，在廣州好好工作。我們這一代人，遇事都是這樣的，往往要捱到最後時刻才拿定主意說出口。很多時候我們活的的確有點沉重，時代的烙印，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清楚的。
1999年的初春，雲峰靜靜地離開了這個生活了十幾年的城市。一個人，南下廣州。
坐了兩天一夜的火車後，他站在了廣州火車東站的出站口。公司裡的人已經告訴了他廣州辦事處的主任老蔣會到火車站來接他。這裡有必要把這個廣州辦事處的情況縮縮：像雲峰他們這種單位，在那時候很大程度上都還沒有完全擺脫以前的“物資供應”模式，所以其實根本就沒什麼必要設定這種常駐外地的辦事處。但是他們公司怎麼會有一個“廣州辦事處”呢？這個說來就有點話長，倒不是故意賣關子，而確實是一句話扯不稱透。總之這個辦事處的情況就是，財務單獨一套帳，不和西安的財務對口；西安公司裡面有一個副總單獨在管這個辦事處的資金；這個辦事處的存在，北京的總公司根本就不知道（也有可能是睜隻眼閉隻眼），甚至西安公司裡面也不是人人都知道，只有儲運、財務、業務和一些其他“太陽旁邊”的部門知道。不用廢話了吧，大家都應該了改是怎麼回事了。在90年代“經濟大發展”的背景下，其實很多國營單位，尤其是企業化的單位，都有這種“小攤子”。不然他媽很多清水單位拿什麼發獎金？
這個廣州辦事處做的生意，和整個公司玩的東西其實套路完全不一樣。之所以要在廣州設定一個辦事處，就是因為公司手上有一些繞過北京總公司，在西安拿到的比較特殊的進口專營權。不用？不用他媽過期作廢。這就是一些國營商貿單位的好處，看起來貌似沒有民營甚至外企商業公司機制靈活，但是老子們佔的有資源，照樣可以暗起弄錢。這個辦事處在廣州對外是正兒八經稱“中國XX器材西北公司廣州辦事處”，但是籤合同的時候蓋的章卻是“廣州XX訊天科技商貿有限公司”（XX是本系統老的簡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麼回事哈）。當然，訊天公司就是一個空殼公司，為了“業務需要”登記的。
整個辦事處其實只有主任蔣仕源是公司的正式職工，從西安派過來的，其他幾個人都是老蔣在廣州本地招的。這種小攤子，對於公司高層來說肯定是希望人越少越好，媽的反正又不是靠剝削勞動力賺錢，老子們吃的是玄錢，呵呵。老蔣已經給公司老大說了好幾次，需要再派一個人過來幫幫他，但是西安公司裡卻沒人願意來。一個是因為廣州辦事處在公司裡一直給人的印象就是爛攤子，除了每年幾次交點錢上來給公司潤到發發職工的獎金，其他簡直就不值一提（當然對於公司的某些老大來說可是很值得一提，這個後面慢慢擺）；二個是西安公司裡大部分都是中年人，都有家有口的，誰願意吃飽了沒事幹跑到廣州去常駐？那老蔣呢？他離了婚的，他怕個屁所以最後雲峰就去了。老蔣也願意雲峰來，涉世未深的年輕人，聽話，好管。
雲峰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