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人畢業於日本弘文師範學校，思想進步，是同盟會會員。傅讓還秘密傳播一些進步雜誌和革命書籍。如雷鐵崖、鄧潔等在東京出版的《鵑聲》以及《四川》雜誌等。劉伯承和同窗好友經常從老師那裡得到這些刊物，爭相傳閱。尤其是《四川》雜誌，表面看來只是記述蜀地的風土人情、名山大川、聞人掌故之類，實際卻是鮮明地反對英、法、日、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西藏、雲南、東北，揭露清朝政府賣國殘民的罪惡行徑，鼓勵人民起來進行革命鬥爭，爭取鐵路等項主權。就連刊物中的詩詞小品，也大都是沉痛的憂時愛國之聲。劉伯承又讀了鄒容的《革命軍》、赫胥黎的《天演論》等著作。這些，對劉伯承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他的眼界更為開闊，瞭解了新的社會生活，看到了世界的潮流，初步認識到清廷的腐敗沒落和變革的必要。
在開縣小學堂畢業以後，劉伯承又到夔府（今奉節）官立中學就讀。1907年春，他的父親因患肺病，又加上勞累和貧困的折磨，不幸離開人世，年僅45歲。他被迫中途輟學，回鄉務農。父親剛去世不久，最小的弟弟（遺腹子）又來到了世間。他的母親養活有四男三女。“四男”是：明昭（伯承）、明書（仲麟）、明昌（叔禹）、明良（季能）。“三女”是：瓊英、瑾蘭、懷珍。這時，大姐瓊英已經出嫁，家中7口人的生活重擔落在母親和年僅15歲的劉伯承身上。父親留下的遺產，僅幾間茅屋、十幾畝塝田。就連買棺材的400銅板，還是向五伯父劉文吉借來的高利貸。
父親剛入殮不久，刻薄的五伯父就三番五次來討債，想趁人之危吞併他們賴以活命的田地。一天清早，五伯父找趙家場有名的潑婦趙二孃來逼劉伯承還債。母親抱著出生不久的弟弟，上前說好話求情。劉伯承搶上去說：“趙二孃，勞你的大駕，給我五伯父回個話。我劉明昭人窮骨頭硬，欠他的錢，日後一定如數奉還，分文不會少。”停了一會，又說：“你曉得，先父與五伯父是同胞兄弟。如今先父屍骨未寒，他就再三再四逼債。誰不罵他絕情寡義、為富不仁！”趙二孃無言對答，只好悻悻地溜走。
15歲的劉伯承象成年人一樣，和母親、姐姐一道，每日黎明即起，荷鋤下地，在貧瘠而又缺水的田地裡耕耘。一年到頭，只能收四、五擔毛谷。除去賦稅，剩下的根本不夠家人餬口，不得己，劉伯承又上山砍柴、割草，或是挑煤、打短工來補貼家用。就這樣，長年是紅苕雜糧，糠糠菜菜。一到春荒時節，便只好靠挖野菜、剝樹皮，摻合紅苕雜糧勉強度日，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面黃飢瘦的小弟妹們餓得哇哇直哭。看到這些，母親的心如同針扎。
好心的鄰居見劉家日子艱難，來勸母親把最小的兩個細娃送人撫養。母親思前想後，忍疼決定將小女懷珍和小兒明良送出去。劉伯承得知後，跪在母親面前哀求：“娘，一家骨肉說什麼也不能分離。我打短工、下煤窯再多掙一點，一定讓弟弟妹妹活下去？？”一番話說得全家人抱哭一團，母親硬嚥著說：“好，不送了，娘娃死活在一起。”
從此以後，劉伯承給人打短工、幹零活更勤了。有時掙幾個銅板，有時換幾升糧食。攬不到活兒的時候，就到十多里外的御河溝煤場去挑煤炭，擔到趙家場街上叫賣。每到黃昏時，母親和弟妹總是站在門前的黃槲樹下，遠遠地等著劉伯承歸來。他雖然疲憊不堪，渾身漆黑，但仍裝作輕鬆的樣子說：“沒事兒，媽想寬些，苦日子總有個頭。”全家人就這樣相依為命，艱難度日。
淪落到生活的底層，使劉伯承的思想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過去，他有條件讀書求學，有機會走一條個人飛黃騰達的道路；如今命運把他拋到了最貧賤的民眾裡面，他必須站在新的角度來觀察社會和人生。他切身體會到，千千萬萬窮苦農民耗盡血汗，難得一家溫飽的辛酸，親眼目睹了黑瘦佝背的挖煤漢子，天天提心吊膽地鑽礦洞，有時鑽進去就永遠出不來的慘狀。生路在哪裡？希望在哪裡？他的目光自然地轉向了革命的風雲。這時候，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全國各地開展革命活動，已經有了相當的聲勢。廣東、廣西、雲南、四川等地接連不斷的反清武裝起義，震撼著清王朝的反動統治。熊克武等人在川中組織領導的成都起義（1907年）、廣安起義（1909年），引起了廣泛的反響。革命者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敢於犧牲個人性命的大無畏精神，給劉伯承以強烈的感染和深刻的影響。他越來越感到自己的理想、抱負，與現存制度格格不入；民眾的利益與上層統治集團的巧取豪奪水火不容。不推翻反動、腐朽的清王朝，中華民族就沒有光明，下層民眾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