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了7個軍，由崇慶、新津地區向西南突圍，被擊潰。這一失敗加速了敵人內部的瓦解。25日至27日，敵第十五兵團司令官羅廣文、第二十兵團司令官陳克非、第七兵團司令官裴昌會、第十八兵團司令官李振，相繼在彭縣、德陽、成都地區宣佈起義。劉伯承、鄧小平致電表示慰勉。李文仍然執迷不悟，組織殘餘兵力，向邛崍、大邑一線展開猛攻，企圖奪路逃命，再次遭粉碎。26日，參戰部隊指戰員在“打好大陸上最後一仗”的口號聲中，勇猛地向敵軍衝去。激戰竟日，全殲殘餘國民黨軍，生俘第五兵團司令官李文以下5萬餘人。27日，由於敵第十八兵團在成都以東地區起義，解放軍不戰而下成都，成都戰役遂告勝利結束，進軍西南的戰役也就勝利結束。
劉伯承在給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西南進軍作戰經驗彙集》的題詞中，集中地概括了進軍西南的經驗，他寫道：“兩南進軍是在毛主席的戰役指導下，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上進行的。在部署上為出敵不意，突然拊其側背，斷其逃路。在行動上，則猛打猛追，使敵人無喘息餘地，更來不及變動原來部署，被動應戰。在政策上，尤以本軍委佈告的八項切實執行，收效很大。”
第二節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任命劉伯承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
12月31日，毛澤東釋出了《祝賀新年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提出1950年的新任務是：“解放臺灣、海南島和殲滅蔣介石匪幫的最後殘餘，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不讓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我們領土上有任何立足點。”同時提出要逐步轉入和平建設，醫治戰爭創傷，克服戰後的財政經濟闌難，恢復工農業生產和交通事業。
1950年元旦，即成都戰役結束後的第5天，劉伯承出席重慶市慶祝西南解放大會，發表入川后的第一次長篇演講。他開宗明義地提出了建設新西南的三項任務：“第一項是，建立革命的秩序，維護治安。西南區是全國最後解放的地方，也是蔣介石匪幫盤踞得最久和他在大陸上最後覆滅的地方。因此，治安問題，更加複雜，急待解決的社會問題也很多。”“目前首先就是對分散隱蔽繼續造謠破壞的特務匪徒，和流竄在農村的土匪特務武裝，必須人人一致警覺起來加以徹底肅清。對散兵遊勇，必須進行登記，集中訓練，妥善處理。只有這樣，城市與農村的社會秩序才能安定下來，人民才能各自好好生產，經營工農商各業。這是解放後第一個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不然，生產、文化教育等一切工作無從做起，即使做了也無安全保障。”
關於第二項任務，他指出：“恢復和發展生產。這是共同綱領中的基本問題，也是使我們國家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本問題。”他解釋這項任務的必要性和艱鉅性說：“兩南區蔣介石匪幫統治最久，經濟遭受摧殘最深，解放以前為蔣匪依靠作賣國內戰的基地，所受兵災也最深，臨敗走時該匪又有計劃地進行了瘋狂的破壞。恢復和發展生產，目前困難很多，而首先是如何有步驟地恢復生產的問題。我們必須切實執行毛主席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以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這是一切任務所圍繞的中心工作”。
關於第三項任務，他說：“毛主席說過，生產建設即物質建設與文化教育即思想建設是相輔並行的兩個車輪，缺一不可。同時，文化教育更主要的是為生產建設而服務，是以生產為中心來進行的。”對內南區開展文化教育工作的特殊意義，他強調指出：“重慶是蔣介石匪幫首腦機關長期盤踞的地方，曾經大規模地開辦各種訓練班，印發反動的報紙書籍，進行反革命的宣傳，灌輸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思想，矇蔽毒害青年知識分子和人民；同時摧殘進步文化，封閉進步的學校和文化機關，屠殺進步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學生，使進步的思想輸入困難。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科學的、民族的、大眾的文化，堅決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思想。新的文化教育是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大眾文化水平的提高，對於生產建設及其他建設，必然要起更大的推進作用。”
劉伯承鞭闢人裡的演講，博得了與會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會場裡掌聲不絕，歡聲四起。他在川中素孚眾望，這次發表的政見，表現了高度的政策水平，又完全切合西南的現狀，也符合人民渴求新生活的強烈願望。
解放後的西南情況極為複雜，建設任務極為艱鉅。當時，西南區人口有7000萬之多，物產資源豐富，當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