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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北京市委召開大會，宣佈撤銷全部工作組的決定，毛澤東親自到會與群眾見面。劉少奇在大會上說：“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
正是盛夏季節的另一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大禮堂的一次萬人集會上，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先後都說了同一句話——“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於是，各單位的工作組便一風吹，全部撤走了。各大專院校形成“踢開黨委鬧革命”、“停課鬧革命”的局面。廣大群眾議論紛紛，出現了極大的思想混亂。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後，將辦公地點設在釣魚臺16號樓。自此，16號樓天天開會，會議都在晚上7點鐘左右開始，會議時間都很長，大多開到凌晨三四點鐘，一直開到天亮者也屢見不鮮。這個會議名稱叫做“中央文革碰頭會”。會議由周恩來主持，除“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外，幾位副總理、“中央軍委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與聶榮臻、葉劍英等老帥以及蕭華、楊成武等人也參加會議。每天會議開始後，隨員們各找地方或坐或躺，隨遇而安東倒西歪地在那兒睡覺，小夥子熬夜都不如首長們，我也一樣。
“中央文革碰頭會”很像一把“大篩子”，隨著“文革”運動的不斷發展，被打倒、揪鬥的人漸漸增加。陶鑄是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繼劉少奇和鄧小平之後被打倒的，也是級別最高的領導人之一。
嗣後，被打倒的人數陸續增加，像陳毅、譚震林、聶榮臻、徐向前及蕭華等人都被批鬥，叫喊著要“倒”他們。後來，又是林彪和“四人幫”一手策劃的所謂“楊、餘、傅”（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餘立金及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事件，現在已記不清楚孰先孰後的次序了。經過這把“大篩子”過濾以後，剩下來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的人日益減少。
“文革”時期，周恩來保護老幹部、民主黨派負責人、知識分子的事例實在大多。運動開始時，周恩來便成天忙著“救火”、“救人”，保這個救那個，為此，“四人幫”批判他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保皇派的黑後臺”
其實，在我看來，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認識同所謂的“二月逆流”們本無多大的原則差別，只因他處的地位特殊，要求他不能硬頂、逆風而上，否則就沒有緩衝及轉圜的餘地，國家與人民的損失會更加慘重。因此，歷史賦予他的使命要求他必須審時度勢、謹慎從事。關於“文革”中周恩來的處境艱難與殫精竭慮地為黨和人民事業所作出的重大貢獻，歷史已有公論。1981年6月，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寫得十分明白：“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儘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
由於工作需要，每年“五一”“十一”我都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醫療保健值班。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我見到城樓大殿裡的佈局仍同往常一樣，但細細觀察，便發現座席安排及人際交往方面有明顯異常。
從前，大殿正中面南坐北和兩側擺著大沙發，沙發背後擋著屏風用以隔音及擋視線；大殿進門的東西兩側各擺著一長溜鋪有綠呢或白桌布的長條桌。按慣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和鄧小平等七個政治局常委坐在這三面大沙發上。西側的長條桌為中央委員而設，東邊的為民主黨派與黨外民主人士專用。
這一次的情形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毛澤東獨自坐在中間沙發上吸菸，有時林彪走過去坐到他跟前說幾句話；朱德偶爾坐到右側沙發上小憩，但不見其他領導人坐到那三面大沙發上去。劉少奇獨自站在為中央委員設的右側長條桌旁，他的身旁只有一個警衛人員跟隨。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往日在這種場合必有許多大人物圍著他說話，起碼會主動走過去跟他打招呼，如今的劉少奇顯然受到了冷落，從他面前經過的人，亦未見有誰理睬他，這肯定與1966年8月，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批評了劉少奇有關。那次會議之後，毛澤東寫了一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主要是針對劉少奇，並向社會公開發表。劉的地位下降了，人們疏遠他、同他保持了距離。真可謂“事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不久後，“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