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多糧少，地盤荒僻，中央如以經濟方法限制其發展，到適當時機再以幾顆銀彈打向馮氏的幾個軍閥部下，便可把老馮瓦解，斯之謂經濟解決。
閻錫山是個標準山西票號商人，章太炎所謂‘劣紳’是也。他善於打小算盤，卻沒有‘一擲百萬’的魄力，在國內以政治方法孤立閻老西，甚或設計使其與馮、張爭利而火拚，實是最有效的。
第四集團的李、白，兵精將勇，剽悍善戰。他們所將的都是廣西山洞裡帶出的‘子弟兵’，收買、分化皆所不易。好在他們人數有限，加以李、白皆為將有餘，為相不足。搞全國政治的眼光和氣魄都不能和他們的軍事天才相配合。他們對講廣西話的人雖然抱得如鐵桶般的緊，對不講廣西話的人是不易搞到一起的。打倒桂系連魯滌平、唐生智都會請纓效命的。對這一集團的方法只有利用圈外人忌妒他們的心理來蠻幹‘包圍而殲滅之’，是謂之軍事解決！
至於以外交方式對付奉張，便真叫‘不擇手段’了。蓋張學良斯時尚擁有精兵數十萬，入關問鼎，雖嫌不足，然負嵎作困獸之鬥則仍不可小視；如果他取得紅、白兩造帝國主義的背後支援，就更不易對付了。所好的張學良與兩造帝國主義皆有深仇：日本對張來說是有‘殺父之仇’，而蘇聯對張則有查抄大使館之怨。不過日本對東北具有領土野心，與張學良不易妥協；蘇聯可就難說了。萬一他與奉張一旦釋嫌修好，而血氣未定的小張一旦思想前進起來，事就不大好辦了。好在東北自楊宇霆死後，得勢者全系一群老粗和舊官僚，一時不易轉變，然為萬全之計，最好挑起對俄的邊釁，使流亡無歸的中共人員如劉伯承者流也想乘俄勢入據東北，使小張難以安枕，則東北自然就範了。
這一篇毒辣的‘削藩論’當時曾傳遍海內外。有人曾懷疑它的主稿人是楊暢卿。雖環顧當時國民黨人才可說是‘餘子碌碌’。有這種縱橫天才的只蔣公和楊暢卿二人而已。蔣氏如是主動人，則腹案已足，又何必講出來，並加上一個‘削藩論’的題目呢？
再看楊暢卿與蔣公說是事前毫無關係，而一旦投靠，三數年內便累遷至行營秘書長、湖北省主席。他借箸一籌之時，如無過人之處，是不可能這樣平步青雲的。而楊暢卿之人，論才不讓蘇、張；論品亦非‘終身不設一謀之人’。在緊要關頭，他會使出渾身解數的。所以在將來史家找到新答案之前，我們無法否認暢卿是‘削藩論’的作者。嗣後，國是演變與‘削藩論’中諸點尤若合符節，使吾人更不能不承認暢卿的大才與重要性了。
（九）
不過楊永泰既在國民黨內以縱橫之才，一躍而‘後來居上’之後，他顯然是看準了當時蔣氏下面的派系關係，‘黨’有CC；‘軍’有黃埔；他皆不易插足，而‘政’卻虛席以待。以舊‘政’學系的基礎，在中國國民黨（‘政學系’原是老國民黨的成員，而與新的中國國民黨無關）內來個新的‘政’學系的組織，從而操縱國民黨的‘黨’、‘政’、‘軍’三大要項中的‘政’，豈不天與人歸？暢卿因而在‘政’的方面，就野心畢露了。
談政治，要立於不敗之地，一定要根基牢固。換言之，‘政學系’以前的失敗，便失敗在只有政客而無根本。政客只有向有力者投靠，始有政治可耍。一旦這位有力者喜新厭舊，則政學系諸公，就難免有棄婦之悲；再者，縱使諸公固寵有術，而不幸有力者本人破產家亡，或充軍去了，則政學系終身誰託，也成了問題。如今政學系又在蔣氏的國民黨內寄生了。但是這種寄生政策如無‘群眾基礎’，則始終只能做個陪陪大人先生的‘清客’。主人的帳房、聽差、馬弁、廚房都會隨時加以白眼的。要反客為主，只有抓到一個重要部門才行。楊暢卿顯然是瞭解這一點的。
民國二十三年底，江西共軍在五次圍剿之後，突圍西竄，潰不成軍，國民政府威信大增。二十四年三月，全國最重要的地方性的軍政機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成立，暢卿又升任秘書長。二十五年一月暢卿正式出任封疆，出長湖北省政府。
楊永泰以舊政學系背景，投靠蔣氏幕中之後，數年之內，竟然做起省主席來，真可說是‘不次之遷’了。試看CC與黃埔，這一批有汗馬功勞的‘嫡系’之中，有幾個有這種幸運呢？如果別人處暢卿地位，可能也心滿意足，作持盈保泰之想了。無奈人們的慾望，尤其是春風得意之人們的慾望，是無止境的。暢卿忘記了他原無追隨首義之功，只是半路投靠而已。他至此居然要擠去正室，作自我扶正的打算了。因而此時他在國民黨內便開始結交一批受CC、黃埔所排擠的遊離政客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