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員，曾一致叫囂，企圖對段祺瑞黃袍加身，作集體之推戴。而段氏則堅決謝絕，併力舉黎元洪繼承大統。關於段氏此時之謙遜，一般民國史大家，類多以譏刺語調出之。認為段之擁黎，是迫於環境之不得已，而非其私心之所欲為，才有後來的黎段之鬥、府院之爭，貽禍無窮。而黎之背叛革命，投袁自肥，偷雞不著蝕把米，也是咎由自取。
只是他二人府院互鬥，禍延國族，至今未已。治史者如尋根究柢，則黎段之爭，才是今日兩岸對立的始作俑者。不信，試看他二人繼袁未及數月，便勢成水火。在所謂‘府院之爭’中，各擁黨羽，互不相讓。鬥得你死我活，終於惹起溥儀復辟，民國中斷。最後釀成孫中山開府廣州，護法反段，弄出一國兩府，國家從此分裂，再未複合。骨牌效應，直至於今日，仍然兩岸對峙，各不表述。他二人所作之孽，貽禍至今未已也。
上述這項研究軍閥史的傳統結論，誰曰不然。這結論原未可厚非嘛。可是吾人以社會科學治史，如果把側重人事糾紛的微觀史學，看成歷史的本體，就有違於社會科學的法則了。因為歷史還有其宏觀的一面。古語說：‘形勢比人強。’局於某種歷史形勢，雖齊天大聖，也跳不出佛祖的手掌心也。把人事糾紛，誤為歷史的全部，那就是‘軍閥史話’、‘三國演義’的史學了。
我們在歷史三峽之中，看他梢公舵手，使盡他們底渾身解數之後，還得攀登巫山之巔，俯首觀察江流大勢，看看他們的王浚樓船，是怎樣透過三峽，駛出益州的？讀者如不憚煩，當於下篇謬作導遊，與同遊諸士女再細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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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系政權的發展與‘參戰’的糾紛（上）
上篇我們曾提到，在袁世凱死後，他的兩位接班人黎元洪、段祺瑞很快的就勢成水火，兩不相讓。二人鬥得你死我活之後，終於把個統一的中國，弄得一分為二。骨牌效應，直到今天（二○○一年），還無法複合。話說到底，他二人為什麼非鬥個你死我活不可呢？為什麼他二人鬥爭後遺症的骨牌效應，又拖得如此深遠呢？一般史家都見怪不怪，認為這只是兩個軍閥的爭權奪利，在那無法無天的軍閥時代，不管是哪一派軍閥，爭權奪利都是免不了的，有啥稀奇呢？至於他們鬥爭的骨牌效應，大家多半也就忽略了，不以為意了。
問題是：軍閥時代固然如此，根據我們讀史的經驗，不特他們底帝制時代的前輩早已如此，他們底國共兩黨的後輩，在後軍閥時代也還是如此啊。試看‘甲午戰爭’（一八九五）前後的翁李兩派，對中日和戰的辯論與鬥爭，和‘戊戌變法’（一八九八）時的帝后兩黨，他們之間的鬥爭誤國，比黎段二人嚴重得多呢！
再看後軍閥時代，國民黨之內的汪蔣之爭，蔣李馮閻之爭，甚至CC與黃埔之爭，相形之下，黎段之爭，都是小巫見大巫呢。
再看自稱最為光榮偉大正確的共產黨，早期的所謂路線鬥爭，毋煩細說。其後他們當權者之間的毛劉之爭、毛林之爭，不露骨的毛周之爭，乖乖，那還了得，老段老黎這兩個‘老軍閥’之間的‘爭權奪利’，和他們這些‘小黨閥’相比，豈不是小兒科哉？
效驗明時方論定，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二十世紀中國，史有明文，國共兩黨的黨史家，如秉筆直書，不為親者諱，我想這該是絕對否認不了的、絕對的事實吧！哪能專怪‘軍閥’呢？我們這群‘醜陋的中國人’（引一句柏楊名言），尤其是政客、黨棍，何以下流至此，這就發人深思了。
不過，朋友們，我們也不能專門迷信柏楊先生，只顧醜化自己同胞。其實所謂先進國家那些不可一世的洋人，也照樣醜陋呢。有名的英國紳士，該是民主運動歷史上最標準的模式吧！你知道他們唱‘虛君實相’這出樣板戲，唱了多少年，才唱出點名堂來？從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開始，人家搞虛君實相，搞了好幾百年，才搞出一套兩造相安的制度來呢！其間鬧革命、鬧復辟、誅議員、殺大臣，不但醜態百出，更是人頭滾滾呢。看人家挑擔不重，我們只看人家美麗的結果，不看人家醜陋的開始，就以為我們包辦了醜陋了。這是個制度轉型必有的現象嘛。從比較史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成績，尤其是黎段之間的府院之爭，還不算太見不得人呢！
因此，要知道轉型期中國的政治問題，我們還得搜搜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近現代中國的兩大根本問題
我們要知道，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從宏觀史學的角度來看，它有兩個重大事項，有待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