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國得以保全。這就是有名的“宋揮玉斧”，與之相對的“元跨革囊”則指的是大理國的滅亡了。
就當時的形勢來看，職業軍人出身的趙匡胤並非不想擴張，而是不能，客觀環境制約著他的野心。這正如木芹先生所說：“宋未嘗欲絕雲南，唯宋王朝積弱，無力完成全國大一統的局面。加之其戰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謂‘北有大敵，不暇遠略’，其勢力沒有也不能越過大渡河。”把“宋揮玉斧”解釋為“從此放棄大渡河以西的國土”的誤解，一直成了一種偏見，最明顯的例子是元代修的《宋史》把《大理國傳》列入“外國傳”中，而且記述不得要領，通篇只不過560多字。
第16帝段正嚴（又名段和譽）是個有所作為的君主，雖然後理國時期大理國君只是個擺設，但外交方面還是得國君出面的；他明白與宋朝建立友好關係是立國之本，特別重視加強與宋朝的聯絡，他在位時大理和宋朝的往來最多，從北宋一直到南宋。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大理派遣李紫球、楊苛樣、李伯樣向宋廷貢馬三百匹，獻麝香、牛黃、細氈、碧玫山等物，還派幻戲樂人（魔術師）到宋朝表演，深得宋徽宗的禮遇，冊封他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大理與宋朝的聯絡增多。作為小國，大理極力和宋朝修好，屢次遣使請求宋朝加封為藩屬，也就是甘願做宋朝的屬國，但宋朝一直不願意答應；經過大理歷代君王一百二十六年的不懈努力，終於在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宋朝同意加封大理為藩屬。由於交通不便，段和譽派使臣到宋京開封進貢稱臣已經是政和七年（1117年）了。
即使在北宋亡於金之後，段和譽仍舊痴心不改的繼續向南宋朝廷進貢，並且要求進一步加強藩屬關係。可是目光短淺的南宋朝廷一直對大理國是存有偏見和戒心的，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孤立了起來。因此，整個南宋時期，大理國與宋朝的邊境貿易雖仍興盛，但政治往來卻遠不如北宋時期，以至於後來興起的蒙古鐵騎可以對兩國各個擊破。
如上所述，上層外交方面，大理國不時派使節向宋朝進貢，一直表示臣服。至於民間交往則一直不絕如縷，這種交往是經濟、文化全方位的展開。
宋朝與北方的金國以及後來的蒙古相抗而缺馬，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後，宋朝年年向大理購買戰馬，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年）在邕州橫山寨設定提舉司，置市馬場，買馬逐年增多，由五百匹到二千四百匹，後增至每年三千五百匹。羅殿、特磨、自杞等部（在貴州、廣西、雲南邊界地方）也到大理西邊買馬，轉手賣到橫山寨。民間往來貿易也多，大理刀、細氈、犀皮甲、麝香、牛黃、長鳴雞等貨物都賣到內地。大理寶刀又稱“雲南刀”，吹毛即斷，最受歡迎。大理刀的鍛造工藝當和東南亞的馬來刀（古代世界最鋒利的三種刀，大馬士革刀、馬來刀、日本刀）有相近之處。
1115年以後，大理與內地不僅貿易頻繁，文化交往亦大增，官方、民間都有交流。宋乾道九年（1163年）大理人李觀音得、董六斤黑、張般若師等，“率以三字為名，凡二十三人”到橫山賣馬，《桂海虞衡志》上記載了他們購物回去的情況，需要《文選五臣注》、《五經廣注》、《春秋後語》、《三史加註》、《都大本草廣注》、《五藏論》、《大般若十六會序》，以及《初學記》、《張孟押韻》、《切韻玉篇》、《集聖歷》、《百家書》各類；並需瓷器、琉璃壺和“紫檀、甘草、石決明、並泉石、密陀繒、香蛤、海蛤”等藥物。他們在給當地官府的文書中附有詩句說：“言音未會意相和，遠隔江山萬里多”，一文書上還說：“古文有曰：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識詞，知己之人，幸逢相接，言音未同，情慮相契”；這些賣馬人文化如此，可見當時大理文化的一斑。
1202年（宋寧宗嘉泰二年）大理使人入宋求大藏經，得1465部，置五華樓。
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出兵臨關，遠征大理，大理國王段祥興派大將高禾出戰，高禾在九河戰死，南宋派使節到大理憑弔。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紀》說：“宋興，北有大敵，不暇遠略，相與使傳往來，通於中國。故其宮、室、樓、觀、語言、書數，以至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陣之法，雖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作、云為，略本於漢。自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這一概說，簡要而確切地說明了西南邊疆的大理與內地的密切關係。
這種全方位的交往，縮小了兩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