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國會中發言，不但不能日兇其重要，反而競日見共不重要了。
因為，他們的演說，僅能於立場的聽眾或盡在報紙上接受他們的言論的一小部人的人。
但是，最大的場所，給聽眾最為直接的接觸的，並不是國會的議事廳；倒是群眾大會；因為在群眾在會之中，到會的人常以數千計，而且都是聽演說而來的。
反之，出席於國會議事廳的人，不過區區的數百人而已。
而且這區區的數百人之中，多半是為領議員薪金而來的，並不是要一聽人民代表的高論。
在這種場所演說，枉費工夫，毫無成就，政權可說是對牛彈琴。這是已往的事實。
凡日耳曼派的議員，雖然力竭聲嘶的演說，可是聽者藐藐，仍無徵效。
報章上對於這種演說，或是全然置之不理，或竟是大為刪改。致其文氣——甚至其意義——也被領到錯位，或競完全消失了。
這種新運動的目的，僅僅使民眾得到了一個最不良的印象罷了。
各議員的言論的重要點，並不在言論的本身；而在言論對於讀者所發生的印象。
現在演說詞既被割裂，那讀者所得，僅僅是其中的一片斷，（他們的用意就是如此），只能產生出一種毫無意義的印象。
所以，只要看一直他們所會演說的地方，不過只有區區的五百個聽眾，我們就這一點便可以明白了，但是，還有更糟的在後面呢！
倘使凡日耳曼運動，能夠一開始就認清了這種問題不是在組織一個新黨，而是在形成一種人生觀，那麼這是可以有勝利的希望的。
因為只有這種新人生觀，才能喚起了內在的力量，實行奮鬥的到底。
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最優秀的最勇敢的人始能有望。
倘使為一種世界制度而努力奮鬥，指導者不能是英雄地犧牲一切，那麼，在短時期內，要想覺得一班敢死的戰士，這實在是不可能。
因為僅僅為了他個人而奮鬥，便不會再有餘力去顧到大眾了。
主日耳曼運動和天主教會的擊突。很明顯的，實在是由於不瞭解人民的心理的緣故，這可以說是擊突的唯一的解釋。
把捷克人委派到各區臺灣省當牧師，這便是實使奧地利變成斯拉夫國家的方法的一種。
這方法就是委派捷克人做牧量，到純粹的日耳曼的教區去傳教。
因為這種牧師他們視捷克民族的利益在教育利益之上，所以他們就會成為破壞日耳曼民族化的運動的核心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日耳曼人的牧師，便完全受到了失入。他們不但不能為日耳曼民族而奮鬥，並且還不能抵抗對方的攻擊。
這樣，日耳曼民族，一方因這教權的濫用，一方因為抵抗力的薄弱，於是便慢慢地屈服了。
薛耐雷作事，他是從不有始無終的，他們實行的和教會奮鬥，這是實因深信唯有這種的奮鬥，才可以拯救了日耳曼的民族。
“脫離羅馬教會”的運動，好像是最困難，但又最有力的攻佔方式，其結果勢必把敵人的堡寨與以破毀。
假使能夠成功的話，那麼，日耳曼民族的不幸的宗教分裂，便可以永遠解決了。
這樣的一種勝利，對於帝國及日耳曼民族的內部實力是有著巨大的利益的，可惜他對於這個奮鬥的主張和推論，大都是不正確的。
毫無疑義的，對於影響日耳曼民族的一切問題，日耳曼人的天主教牧量，他們的抵抗力實在不及非日耳曼人的牧師，尤不及捷克人。
捷克的牧師，以主觀來對待他們自己的民族而以客觀來對待教會；日耳曼牧的熱心於教會，實在是主觀的，對待日耳曼民族，即反屬客觀了。
現在試把我國的官吏階級，對於一個民族復興運動所取決的態度，與任何其他民族的官吏在樣的情形下所以決的態度。來比較一下，我們怎能夠設想世界上任何 的官吏，能用“國家的威權”一句話來排斥民族的要求，像我國在五千年前所發生 的嗎？而這事竟還被視為極自然而極有動勞的呢？
當我把凡日耳曼運動及和羅馬的鬥爭，加以研究之後，得到了下面的兩個結論：這種運動，因為它對於社會問題的意義不明白，所以失去了民眾的奮鬥力量。
這是第一點：因為加入國會，所以失掉了推進的力理，並且為國會的弱點所牽累。這是第二點。
他們反對教會的鬥爭，致使失掉大部分下層以及中等階級的信任，並且再失掉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