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透過結果認識過程的認識問題的方法，一方面影響了彭德懷的主觀態度和是非取向，如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在對是執行毛澤東的正確路線還是執行王明錯誤路線的問題上，彭德懷的意見就比較模糊，“在會上並沒有支援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也沒有擁護或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線，是採取了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這種態度，在客觀上等於支援了錯誤路線，因為在這樣的原則分歧上只能採取擁護或反對的態度，而不能採取兩可的態度”。另一方面，也為他後來的不幸埋下了禍根，“文革”中強加給他的“一貫反對毛澤東的革命路線”、“搞獨立王國”等罪名，除過人為的因素之外，恐怕也與此不無關係。
即使在對1958年的大躍進的看法上，彭德懷仍然表現出這一先天不足。農民式的直覺經驗，使他對各地的“高產衛星”持有懷疑，經過實地調查之後，問題得到證實，因而他才給毛澤東同志寫了那封信。但也正是這種農民式的觀照方式，使他只能看到問題、而沒能或者說不能提出建設性的建議，因而，這封出於他真誠地關心人民疾苦和國家命運的信，終於以“彭德懷的意見書”的面目出現並引起一場爭論，最終給他帶來沉重的災難。
1．2 關羽式的忠與張飛式的直
自《三國演義》問世以來，關羽和張飛，兩個性格截然相反、各具不同審美意義的藝術形象，便一代又一代地在人民群眾中廣為流傳，並受到人民群眾不同形式的喜愛和讚揚。
對關羽，無論上層社會還是民間，都將其視為一位半人半神的人物，曾一度出現於各地的關公神像和關公廟、便說明了這一點。而對張飛，人們則以“張飛穿針——大瞪眼”、“猛張飛”等文學形式表現出褒貶不一的評價。無疑，在世代人的心目中，關羽是忠義的化身，而張飛則是魯莽、粗率的代名詞。
然而，在彭德懷的身上，我們卻分別能找到關羽和張飛的影子：既有關羽的忠，又有張飛的直，二者矛盾而又和諧地融在一起。
彭德懷的忠，具體表現在他對毛澤東同志的態度和他對他所從事的事業堅貞不移的追求上。無庸諱言，在長期的革命鬥爭過程中，彭德懷和毛澤東，兩個來自同一個地方，為了同一個目標而走到一起的戰友和朋友，在歷次的路線鬥爭中有過分歧，有過沖突。毛澤東便曾說過“我同你的關係，合作，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的話，彭德懷自己也承認他曾在多次路線鬥爭中犯過錯誤，對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有過模糊認識，“同主席關係對半開”。但這些，僅僅只能說明彭德懷對具體問題的認識上有過一個較長的過程，並不能說明他對毛澤東的革命路線有過懷疑和反對。而事實上，經過多次教訓之後，他對毛澤東懷有更多的尊敬和敬慕，同時有溢美之詞：在粉碎張國燾反黨陰謀之後，他非常稱讚毛澤東的做法，認為是“黨內路線鬥爭中原則性和靈活性的典範”；在和張聞天談到要認真學習歷史時，他稱讚毛澤東“在黨內真正懂得中國歷史的還只有毛主席一人”，並將毛澤東同斯大林作了比較，認為斯大林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上是犯有錯誤的。而“毛主席解決了這個大問題，把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進一步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
彭德懷對毛澤東的忠，不是盲從，更不是崇拜，他也反對將毛澤東神化，反對對領袖的個人崇拜，而是在鬥爭中求統一，在探討中求團結。他反對毛澤東的一些缺點，如晚年的盲目樂觀和急於求成、驕傲思想和個人獨斷。他也反對毛澤東的一些具體做法，如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但他之所以反對毛澤東的這些具體做法，完全是在“忠”的前提下，希望革命和建設事業能搞得更好。
也許正是彭德懷這一特殊的忠，才有了他的“萬言書”，有了廬山會議上的那封信，即使在林彪、江青一夥的壓迫和禁閉之中，他還在給毛澤東寫信，陳述他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關羽是“身在曹營心在漢”，而他則是身陷囹圄也依舊關懷祖國的前途和命運。應該說，在對毛澤東個人的態度上，他既有稱讚，也有反對，而在對待毛澤東的軍事路線和建設方針上，他始終都是一個光明磊落、忠貞不二的執行者。所以，當有人攻擊他“搞獨立王國”、搞“軍事俱樂部”時，彭德懷發火了，無論如何也難以接受。
與這種關羽式的忠相比較，彭德懷身上張飛式的魯莽和直率則表現得更為濃厚和明顯。毛澤東便曾多次公開地稱他為“張飛”。他愛罵人：在陝北時期，他曾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