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來，要他回四川。郭沫若因此於1923年4月1日攜安娜和孩子乘船回上海。他當時的計劃是：回國之後暫時到上海附近的鄉下去，把《浮士德》的譯稿整理出來，然後或回四川或到別的地方去，再從長計議。
安娜是一個日本女人，又是一箇中國詩人的妻子。第一次到中國去，安娜心情特別興奮。她覺得自己離開生長的故土到一個新的陌生的國度去，而這個陌生的國度恰恰又是她應當熟悉的，親近的。中國——已經是她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那裡才是她真正的歸宿之地。臨行前，安娜滿懷憧憬地對郭沫若說：“我感覺著幸福，因為你已經畢了業，以後的生活好像是隻有朝好處走的一樣。”
次日便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們臨時借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泰東圖書局編輯所的樓上。郁達夫偕妻兒從安慶來上海期間也同他們住在一起。再加上成仿吾，創造社的三位主要成員同在上海寫文章辦刊物，創造社出現了一個鼎盛的局面。
然而在文學不值一錢的中國，郭沫若的物質生涯如像一粒種子落在石田裡，完全沒有生根茁壯的希望。他和成仿吾為泰東圖書局出了大力，不知流了好幾鬥汗水，但始終沒有接過聘書，沒有正式領過薪水。書局老闆趙南公只是像朋友似的間或給他們一些零用錢，他們的地位好像是奴隸又好像不是奴隸。四川老家匯來的三百塊錢是郭沫若唯一的財產，但這一點錢又豈能供長久的開銷？郭沫若整日做文會友，撫養孩子的責任主要落在安娜的肩上。眼見著孩子們一天一天地長大，安娜愁著三個兒子的衣食教育，幾乎連睡覺也不能安穩。實在無法了，她就舊話重提，勸郭沫若開業行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