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了自從尼克松總統時期以來最高階別的代表團前往中國訪問。代表團包括布什政府內閣大部分的成員，甚至不大願意參與的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也一同飛往中國北京。那麼中國政府是如何應對的呢？最後，保爾森兩手空空地回到了美國。很顯然，美國財政部既想要中國不對美國金融服務和農業這兩大對美國關係重大的領域實施報復性的行動，又想順利地解決中美之間的貿易矛盾，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中國停止購買美國的農產品或者削減購買量，並且限制美國在中國的金融投資活動，那麼這對美國的經濟而言，破壞性將是非常大的。
美國財政部官員認為，中國之所以在貨幣改革的程序上遲疑，主要是擔心，在邊際產業領域，中國內陸省份會失去市場和工作機會。當我問詢財政部相關官員這個問題時，他們總是以“我們將靜觀其變”來搪塞過去。實際上，他們對中國“空口無憑”的貨幣改革實施時間也不是十分確信。同樣，歐洲官員們在對中國貨幣問題的訴求上也“碰了一鼻子灰”。另外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中國決策者也認為，如果人民幣突然強勢走高會削弱中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而且一些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也會面臨破產的壓力。
一個相關的問題是，人民幣的升值能否極大地緩解中美貿易的不平衡狀況呢？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莫里斯·戈爾茨坦和尼古拉斯·拉迪認為，中國出口商在匯率變化的情況下並不會輕易遭受損失，因為中國沒有最低工資的底線。這樣，最低工資可以補償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就是說，只有社會出現不穩定或者勞動力市場出現大的變動導致對勞動力市場限制的增加，最低工資標準才有可能制定。正像前面所說的，那些對僱傭體制的限制也已經出臺了。同時，在一些先進的行業中，中國工人必須掌握複雜的科學技術，中國公司實際上也正在經歷勞動力短缺，這種發展趨向會有助於最低工資標準的形成。
美國的儲蓄和消費習慣與收入並不是相對應的。也就是說，由於美國人固有的樂觀主義精神，他們有一種很強烈的消費傾向。美國人不會考慮自己有沒有更多的錢，也不論產品的價格如何，他們總是喜歡花光自己口袋中的所有鈔票，甚至有時候還會借貸消費。這就是為什麼解決中美之間賬戶不平衡的問題需要中美兩國共同努力。
我認為，有一種解決辦法是非常有效的，即不斷上調中國匯率。
在這一點上，我認為僅有一個問題可以促使中國儘快做出貨幣調整的決策，這個問題就是通貨膨脹。在中國，通貨膨脹問題甚至還有可能遏止政府對人民幣升值給一些國有企業帶來負面效應的擔憂。當前，中國的通貨膨脹還呈繼續蔓延之勢—尤其是這已經影響到食品和服裝行業，這種結果會帶來更加緊張的狀況。最終，中國決策者可能會被迫面對一個艱難的選擇，即在保護國有企業和承載高通貨膨脹所帶來的政治和社會不穩定之間做出選擇。或者他們也有可能接受一種能夠控制通貨膨脹但會減緩經濟發展趨勢的強勢的貨幣走向，但如果這樣做就會使一些國有企業的生存環境惡化。毋庸置疑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國在此問題上所做出的選擇也會影響到全球經濟。
擁有一份雜誌一個很大的興奮點是，出版商會時常寄送一些免費的書以供評論。在2007年年初的一天，天相當冷，我正坐在我位於華盛頓的辦公室裡讀一本名叫《維基經濟學》（Wikinomics：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的書，這本書的作者是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和安東尼·D·威廉姆斯（Anthony D。 Williams）。這本書的核心主題是：“人們對資訊科技不斷增長的易獲取性已經使得每個人都可以輕鬆地獲得自己所需要的用於合作、價值創造和競爭的工具。這也把人們在每一個經濟部門參與創新和進行財富創造的激情釋放了出來。數百萬人已經加入了自我組織的合作之中，憑藉這種合作，他們可以生產新的產品或者提供服務，以便同世界上資金雄厚的大企業進行競爭。這種新的創新和價值創造模式被稱為‘並行模式’①，其特點是，眾多的人和公司公開開展合作以推動本行業的創新和產業發展。”
當我讀到這些語句時，我想，實際上，兩位作者真正想說的是，現今，網際網路所代表的是進行大規模合作創新的新工具。這一點意義重大。我那20多歲的孩子們就整天與網際網路生活在一起。比如，如果我在《華盛頓郵報》上看到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坐在旁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