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與我們的期望相反的是，這次投資失敗了。就像在美國工業化開始時期的投資一樣，這裡的###也到處滋生。公司的賬務也因為管理不善而搞得亂七八糟，完全成了一種形式主義。我們僱用了高盛的一位前行政人員擔任CEO，以儘可能地解決這些問題，但也徒勞無功。
中國水泥公司也從來沒有上市。我們把資產虧本賣給了法國水泥公司拉法基集團①。我們當時都被一種美好的前景吸引住了，但最終卻因管理不善和缺少對中國體制的瞭解而一敗塗地。在這一過程中，我從中國市場得到了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如果沒有一種產品或服務的保證，就絕對不能把錢擺在桌面上。零散的小規模投資是一回事，而真要經營一家基於在財務資料方面的信任或其他客觀量度標準的公司則又是另一回事。對於外國投資者來說，在緊隨泡沫破裂之後的經濟、金融恐慌期間，這種信任的缺失往往是致命的。
很明顯，一些西方國家的公司總是想盡辦法在中國賺取利潤。一家歐洲汽車零部件公司的CEO曾向我講述過他是如何在中國擴充套件公司業務的—雖然他也面臨著自己公司的智慧財產權有可能洩露到中國的問題（他描述說，在中國內地的這種狀況就好像30年前在中國臺灣一樣）。在中國，他僅使用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技術。“我們從來不向他們展示我們最新的技術，以防止高新技術的外流。”他說。
然而，難能可貴的是，我對中國水泥產業的投資卻是一次很難得的收穫。為什麼呢？因為在此後的數年裡，我避免了在其他領域投資的損失，尤其是那種數額更大的投資專案。當我的朋友們或熟人向我提議投資時，我總是回應說：“我有一條投資規則：只對我熟知的行業進行投資。”然後我就會給他們講述我對中國水泥產業進行投資的故事，最後我往往會提出反問：“我們之中哪一位對水泥行業熟悉呢？”
另一方面，當然，我們也看到，中國經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國已經成為亞洲低成本產品的最後總裝廠，這些經過組裝的產品很多都銷售到了美國。結果，中國有超過一半的出口產品都來自於外資公司，也就是說這些產品可以作為成品重新出口。中國有超過一半的產品出口依靠的是從亞洲其他國家進口的零部件。
在成長為製造業巨頭的過程中，中國消費或儲備了世界錫、煤炭、鋅和鐵礦石產量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中國還同政治體制不穩定的石油出口國建立了合作關係，包括蘇丹和安哥拉。針對中國的這一舉動，美國也發出了讓中國承擔更多責任，做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的呼籲。
中國的社會整體發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今天的中國，至少有1億勞動力的年收入可以達到5 000美元，但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前任主席裡德·亨特卻在《美國》（America）雜誌上撰文指出，雖然中國中產階層佔到美國勞動人口的三分之二，但他們的生活標準已經在很多方面與美國平均的生活標準不相上下，因為同樣是一美元，在中國可以買到更多的東西。比如，上海居民每個月使用有線電視和電話僅需要支付5美元。在北京，中產階層可以僱用家政人員為他們料理家務，比如打掃衛生、做飯。而美國和歐洲的中產階層絕大多數都是自己料理家務。
經濟專家預計，在未來的10年裡，中國還將會有2億人加入中產階層的行列之中。今天，中國的消費量僅佔美國消費量的三分之一。在未來的20年時間裡，中國將會有數億人變成中產階層。中國消費者對全球發展趨勢和全球技術的影響將會像我們今天在美國所看到的那樣。
毋庸置疑，在過去的10年裡，中國經濟對世界的影響是非常積極的。中國將貨幣與美元掛鉤，並保持較低的國內通貨膨脹率，而且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事實上，低成本的中國出口產品有助於降低美國的核心通貨膨脹率。如果沒有這部分中國出口產品，美國的核心通貨膨脹率可能會更高。然而，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同樣是中國對石油、食品的大量需求，使得這些產品的價格飛速增長，並且也是導致全球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因素。
然而，中國的情況也正在發生變化。從2008年1月1日起，新勞動法正式實施，將更有助於維護普通員工的利益，但根據《紐約時報》的分析，這也加劇了僱用者和被僱用者之間的矛盾，還有可能在中國金融市場比較脆弱的情況下，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從歷史事實看，逐漸上升的通貨膨脹水平是股票市場的噩夢。
中國金融市場的泡沫有破裂的可能性嗎？今天中國的交易賬戶已經達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