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機構腐敗，缺乏民主，一心只想限制或阻撓美國施展它仁慈的力量。他們絕對相信美國的力量，並把保持美國的絕對霸權和行動自由置於首位。
美國政府的三權分立極大地加強了這類觀點的影響力。條約必須經過美國參議院批准後才能成為法律，而在參議院對條約投票表決前，必須由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將條約列入議事日程並召開聽證和辯論會。這位主席可以將某項條約塵封數年而不進行表決，抑或可以堅持要求採取其它一些行動，以作為對某項條約付諸投票表決的交換條件。往往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總統和大多數國民都支援某項條約或法規，但由於一位位高權重的委員會主席的反對，該條約卻得不到透過。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觀點與體制上的權力的結合，是美國常常與整個世界鬧彆扭的一個原因。
軍火經濟
美國軍國主義的第三個重要方面是經濟。美國曾企圖把世界主要國家當作自己的準附庸國，它也曾企圖控制關鍵的武器和軍事技術。1948年，美國的國防開支為91億美元，約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6％，這和佔國民生產總值一半以上的1945年相比，已經大幅減少了。朝鮮戰爭的爆發；導致美國的軍事預算馬上翻了一番。冷戰期間，國防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的6％～7％，這已經成為一種經驗法則。由於美國經濟實力龐大，這筆開支的數目也是驚人的——在整個冷戰期間，所有軍費開支相當於現在的15�8萬億美元。與蘇聯最終因軍費開支過多而導致經濟崩潰不同，美國的經濟承受得起這個負擔。不過，美國有時總是擔心落伍，有時又為可以保護美國免受攻擊的不可戰勝的武器系統而興奮，而每一次這樣的迴圈都會促成軍費開支的增加。
美國的第一次恐慌發生在1954年。當時蘇聯“五一”閱兵的畫面顯示，蘇聯似乎已擁有大批新型轟炸機。這些轟炸機並非源於英國或是美國的設計，而且可以飛至美國本土。事實上，後來有情報表明，蘇聯僅有為數不多的這種飛機，只不過是在“五一”閱兵時讓這些飛機不停地做迴圈飛行，這樣就使飛機的數量看上去好像是無窮無盡似的。當時美國國內對“轟炸機差距”的極度擔心使美國壓力很大，它一定要生產出更多的B…52來“趕上”蘇聯。直到1956年U…2間諜飛機第一次飛越蘇聯上空，才發現這種差距的優勢方其實是美國，其後這種壓力才消失。但這一事實並沒有阻止住總統候選人約翰·F·肯尼迪。在1960年的競選中，他強調要縮小與蘇聯之間正在危險地加大的“導彈差距”，建立一支難以摧毀的報復性洲際導彈部隊，而這項花費高達3000億美元。肯尼迪當選後卻發現，實際上美蘇在導彈方面根本沒有差距，可這一事實也未能阻止他撥出幾十億美元的資金來進一步擴大美國的導彈部隊。20世紀60年代與70年代的導彈和核彈頭軍備競賽，很難說到底是美國還是蘇聯發起的。
20世紀70年代，隨著反彈道導彈條約和各種限制核試驗措施的出臺，形勢似乎穩定了一些。但1980年羅納德·里根的當選又一次使美國開始尋求免受攻擊的機會。里根稱，當時指導美國核威懾戰略的相互確保摧毀的戰略方針本身就是瘋狂的。自願接受易受攻擊的可能性不是美國人的理念，於是里根提出了耗資500億美元的戰略防禦倡議，俗稱“星球大戰”計劃，以研發一種能夠將任何射向美國的導彈在其到達之前擊落的武器系統。幾乎沒有幾位科學家認為能夠造出一個可以有效運轉的這種武器系統。但此係統的目標是使美國免受攻擊，因而無論是懷疑還是高昂的成本都不成為其問題。冷戰結束後，這個專案的研發放慢了腳步，但並沒有停下來，而是演變成了現在的國家導彈防禦系統。正是因為這套系統，美國2001年才廢止了反彈道導彈條約。正如前文所述，這套系統說是用來防範“無賴國家”的導彈襲擊的，但看起來卻有對付中國之嫌。對其效用，人們仍然疑慮重重。正如負責採購與技術的前國防部副部長雅克·甘斯勒2002年8月對我所言，這套系統從未按照哪怕最簡單的操縱指令工作過，而且容易受到誘餌及其它規避措施的影響。
當然，如果這套系統真能為美國人口集中的主要城市提供保護，使之免遭毀滅打擊的話，多花點錢也值得。但當前卻有幾件事頗具諷刺意味。首先，儘管已經研究多年，也投入了幾十億美元，但這套計劃中的系統對於9月11日襲擊世貿大樓的那種導彈卻無能為力。對於行動式“毒刺”導彈，這套系統同樣束手無策；而這種導彈曾幫助穆斯林游擊隊在阿富汗取得勝利，還差點在2002年11月28日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