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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斯和美國政府的立場很受歐盟的歡迎，但在其它許多國家那裡卻並非如此。澳大利亞人、紐西蘭人和俄羅斯人拒絕接受設立有約束力的目標的建議，加拿大人和日本人則一味閃爍其辭。他們不同於歐洲人，達到正在討論的目標對他們來說很難。發展中國家的77國集團，在中國的帶領下再次強調，它們既不願為發達國家在排廢方面的錯誤付出代價，也不允許發達國家用氣候變化這種現代殖民手段來抑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它們只是作為感興趣的旁觀者去京都，也許它們還會接受西方的援助。但反對最激烈的是美國的商人，他們認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首先，英國有大量的天然氣，法國已經核動力化，德國可以透過關停原東德破舊落後的發電廠來幫助其達到目標，美國卻什麼都沒有。事實上，環保組織會堅決反對在美國搞法國式的核動力化。一位總裁開玩笑地建議吞併墨西哥，然後關掉那裡的一些發電廠。此外，作為基準的1990年是經濟衰退的一年，那年的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低得出奇。而現在美國經濟正在迅速增長，而且移民大量湧入，人口也大幅度增加。因此，美國的排放量自1990年來劇增，而歐洲和日本的經濟毫無生氣，人口正在減少，所以根本沒有這個問題。要達到將排放量降至1990年的水平這種目標，對美國經濟的打擊要比別國大得多。最後一點，他們認為衡量標準有誤，而且他們沒有因為一直表現良好而受到好評。在過去的十五年間，和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相比，美國已大大降低了其單位產出的排放量，降幅比英國或法國要高出50％還多。對增長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生產商和經濟體系而言，著眼於排放總量而不是單位產出的排放量似乎是種懲罰。因此，美國企業界建立了全球氣候聯盟，以對抗他們擔心會在京都達成的對其不利的協議。
這個聯盟主要堅持兩點。第一，這份協議會減緩經濟增長，造成失業。政府曾做過一個經濟分析。結果顯示，若採取每噸二氧化碳徵稅100美元之類的措施，到2000年排放量就會降至1990年的水平，簽署協議後的第一個十年，國民生產總值會減少不到1％，但之後實際上會促進經濟的發展。但不少獨立分析家認為政府的預測過於樂觀。一項基於著名的沃頓經濟預測協會模型的研究表明，要達到控制溫室效應氣體排放的目標，需要對每噸二氧化碳徵稅200美元而不是100美元。這將使國民生產總值減少的幅度大於2％，而且會失去一百萬個工作崗位。商界的第二個理由是，即便這份協議如約簽署，也不會有什麼效果，因為未來最嚴重的汙染源是發展中國家，可它們已經被免除了履行協議的義務。更令人不安的是，有了這樣一項協議，發展中國家會吸引美國公司將工廠遷址海外，從而加劇美國工作崗位的減少，但全球的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並不會因此而減少。
環境保護主義者指出，所有這些計算結果均未包括假使我們不採取行動的潛在代價，即使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預測有一半成為現實，其代價也將是災難性的。這話對歐洲的領導人可能會起作用，並一定能打動島國協會的首腦——但美國國會卻不管這些。國會的態度在眾議院能源與環境小組委員會就海平面上升問題舉行的聽證會中反映得十分清楚。那次聽證會的主持人是痴迷衝浪的達納·羅拉巴赫，一位來自加利福尼亞的共和黨人。按照科學家們的預計，下個世紀海平面將上漲3英尺，美國60％的溼地會被淹沒，淹沒面積將和康涅狄格州一樣大。有人告訴羅拉巴赫這一點後，他回答道：“我很想問一下，這對浪頭的形狀和衝浪的可行性有什麼影響。但我不會問。我會等以後到了非正式場合再問。”來自西弗吉尼亞的民主黨人，前參議院多數派領袖羅伯特·伯德和內布拉斯加的共和黨參議員查克·哈格爾則更為嚴肅一些。1997年7月，即京都會議前夕，他們提交了一份議案，申明參議院不會考慮透過任何損害美國經濟或將發展中國家排除在外的條約。當美國代表團即將登機前往京都時，這份決議在參議院以95票對0票獲得透過，給他們奉上了一紙送別函。
那年12月，聚集到京都的有三部分人。發展中國家派來了100多名代表——我懷疑他們主要是來參觀京都古老的寺廟和欣賞日本故都景色的，因為他們已經明確表示不會同意削減排放量。第二部分人是歐洲人和他們那些來自小島嶼國家的親密盟友，他們尋求的是將排放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