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的抗美救國牛爭，得到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援。西哈努克說，他之所以把他的總部設在北京，原因就在這裡，欲知中、柬兩國人民的深情厚誼，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九章 西哈努克話友誼
中柬兩國情誼深，自古就是好近鄰；
親王侃侃談友誼，患難之交備加親。
柬埔寨發生朗諾集團的政變後，西哈努克把他的總部設在北京，而沒有設在莫斯科或巴黎。對此，許多記者不解地問：“你為什麼在政變之後馬上就去北京呢？”
西哈努克回答說：“那是朗諾和施裡瑪達他們這樣決定的，擬定政變時間表的正是這兩個陰謀家。我的日程是早就定好了的。他們選定那麼個時間和地點動手，使我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莫斯科以後的停留地點本來就是北京。考慮到我很快就下了決心要進行反擊，而北京又正好在我旅行日程的下一站，這真是再好不過的機會，我本來是可以順路到半打以上的首都之一去的。”西哈努克說，“可是，金邊陰謀家們的行動促使命運指明瞭一個方向。我知道我馬上能獲得北京的支援，我同周恩來總理的友誼以及毛澤東主席對我表示過的感情，使我對此深信不疑。我由莫斯科抵達北京時，我從機窗先看到歡迎的群眾，後來看到了外交使節們。等到飛機停止滑行時，我又看到周恩來同一群政府顯要們走向機旁，我就知道事情同我所想象的一樣。周總理擁抱我並說：‘你仍然是國家元首。我們永遠不承認其他人。’這隻能證實我內心深處的感覺是正確的。”
談起他同中國領導人的友誼，談到他對周恩來最初的印象時，西哈努克親王說：“我是1955年4月在萬隆會議上第一次會見周恩來的。那真是所謂一見傾心啊！就像我在此以前對戴高樂將軍以及在這以後對毛澤東一樣的傾心。世上只有這3個偉人！究竟他們有哪些共同之處能那樣吸引著我？他們有偉人的樸素本質，他們尊重弱小者；他們尊重一個小國和這個小國的領導人；他們3個人都對民族和個人的尊嚴有高度的評價，而且也是對別人的愛國主義很尊重的愛國者。儘管這兩位中國領導人同戴高樂的背景和思想不同，我發現他們有這些共同的特色。所以後來當我知道這兩位中國領導人也高度評價戴高樂時，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
“在萬隆會見周總理以前，”西哈努克說，“我曾向我們出席1954年日內瓦會議的代表團打聽過有關他的情況。他們對我說，周是個很吸引人的人物。他知道怎樣把事情講清楚，怎樣去圓滿完成他的任務。他說他只希望同柬埔寨友好，就中國人來說，只要柬埔寨保持獨立就足夠了。’他說過，‘不過，別再落入帝國主義者的手裡。如果你們能保持獨立，我們就支援你們，而且我們就能成為朋友。’我們這個代表團是包括桑·薩里、狄潘以及其他類似人物在內的極右翼的代表團。所以他們又補充了一句：‘當然，他是個共產黨，因此你得小心點。正是因為他有吸引力，他就更是個危險人物。”
“在我們頭一次見面時，我就發現他豪爽、友好而且非常直截了當。他完全沒有任何優越感的架子，但我感到他在我面前是個‘大人物’。他那樸素而謙恭的風度同有些打著美帝國主義旗號而又趾高氣揚的小人，恰好形成鮮明的對照。他馬上對我的中立立場表示祝賀，並說中國一定會一如既往地支援我們的獨立和中立的。”西哈努克說，“我們只直率地交談了幾句，可我們在萬隆結下的友誼從那以後卻得到了日益發展和加強。周恩來邀請我訪問北京，我第二年去了。但自由世界對此驚惶失措了，特別是美國和我的一些鄰國。甚至來自北京的英國代辦也居然認為有必要給我來一點長輩式的警告，說什麼‘他打心眼裡並不希望我去訪問北京’。他這話是在1955年香港英國總督宴請我的時候講的，而他自己的國家卻早就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在談到他和毛澤東主席的交往和友誼時，西哈努克說：“當我1956年第一次訪華時，我就和毛主席會見了好幾次，而從那以後的每次訪問都是如此。他總有時間接見我，而且我們每次的談話從未少過1個小時。我的初次印象就使我覺得：在我面前的是人類中的一個偉人。他慈祥而又富表情的面孔閃爍著智慧、沉著和堅毅。我認為他之所以如此頻繁地接見我，而且每次會見時間又如此之長，恰好是中國對較小的國家感興趣並且對它們尊重的象徵。這總使我感到具有愛國主義和敢於反對帝國主義的勇氣，比社會背景和形式上的思想標籤重要得多。我很快就對毛主席有了好感，他對我也這樣。這是十分明顯的。而且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