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嫁給村寨農民的知識青年，其中一位還是優秀知青，她當年開創一代新風，同山鄉農民結婚連同接受再教育的事蹟，曾經在《下鄉上山》刊物上登載過。這本刊物是免費發放的，我清楚地記得，這本刊物傳到我們集體戶時，大家對她的事蹟還足足議論了半天。現在這兩個當年與山鄉農民相結合的典型，一個死了丈夫，拖著三個娃崽；一個丈夫雖還健在，但拖拉著兩個娃娃，身處窮鄉僻壤，日子也難過。她們來到省城，只是希圖透過一定的渠道，為她們呼籲一下，在當地求得一個工作。
由於省裡領導同志的關注和干預，這兩位上海女知青在幾個月以後，終於在偏遠小縣城的一家工廠裡落實了工作，算是得到了歸宿。但是她們的形象和經歷，久久地留在我的記憶中。我時常想，其他知識青年呢，有沒有落到生活的底層而無人問津的呢？
回上海探親時，有人指著某個女子的背影告訴我，她也曾是知青，當年下嫁了當地人，掙扎著回到上海老家，棲居在住房緊張的孃家，沒一份像樣的工作，而她的丈夫和孩子，戶口進不了上海。她在上海呢，生活不檢點。
在我插隊的那個縣裡，還流傳著這麼一個故事：兩個知青在山鄉里萌生感情，生下了一個小孩，考慮到有了未婚生孩子，以後永遠也不能抽調；再說，孩子一生下來，就面臨著營養及生計，根本養不活。有好心人出面，介紹了省城裡一對結婚多年不曾生育的夫婦，收養了這個孩子。而這一對知青，回到上海以後，卻又各奔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