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干預的搶佔先機的正式行動。實際運作過程中，在管理局中的不同國家的代表的任命都預先得到了政府的同意，而且管理局的最高職位由英國和法國的代表輪流擔任，這給人的第一印象就像是埃及“雙層控制”體系（儘管有例外，比如像菸草壟斷分派給了一個由維也納羅斯柴爾德家族、商工銀行和佈雷希羅德等共同組成的銀團）。格萊德斯通又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而對此羅斯柴爾德家族幾乎無法反對。儘管阿爾方索在保持土耳其經濟的穩定問題上一直都保持著剋制，但他們還是在獲得了新的特許權後又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貸款，一次在1891年，金額是690萬；另一次在3年之後，金額是900萬（與土耳其銀行合作）。很顯著的特點是，與他們1855年的土耳其貸款一樣，這兩次也是用埃及的賦稅作為擔保。
為深刻理解《齋月敕令》，有必要分析一下這一時段內歐洲各個大國之間外交關係的變化。在俄國與土耳其的戰爭之後，俾斯麥曾經努力想在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和俄國之間恢復三大帝國聯盟，這項努力以1879年10月與奧地利建立秘密共同防務聯盟為起點。接下來就是俄國，他隨後即鼓勵俄國尋找與奧地利的某種形式的相互諒解，最終在1881年6月達成了第二次三帝國同盟。從本質上說，這是一份三國之中的任一國家與第四國交戰時其他兩國保持中立的協定，而它有關巴爾幹地區的條款是它最為重要的方面。與土耳其的衝突不包括在聯盟關係的規定裡，但是奧地利—匈牙利實質上同意讓俄國自由“團結”保加利亞，而與此同時，俄國接受奧地利吞併波斯尼亞—黑塞哥維納（這個地方在柏林大會的時候就已經在它佔領之下）。另外，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建立起了一個等同於保護國的體制，在1881年的時候承認了米蘭國王，而在兩年之後，得到了德國的承諾，保護魯瑪尼亞不受俄國的攻擊。與此同時，一個十分獨特的三國聯盟於1881年5月在德國、奧地利和義大利之間形成，部分原因是為了直接反對法國的地中海擴張戰略（其訊號是1881年佔領了突尼西亞），但是也獲得了義大利在奧地利與俄國發生戰爭的時保持中立的承諾。在三大帝國和三國聯盟之間很明視訊記憶體在著矛盾，但是如果奧地利和俄國之間沒有戰爭，這個矛盾就是隱性的，而且，三帝國同盟在1884年3月的修訂也沒有遇到多少困難。1878年在柏林簽訂的協議非常快速地解體了。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
這給英國和法國留下了什麼呢？答案是如果他們在埃及的關係惡化，他們之間就很有可能彼此孤立——除非是支援俄國的政策被某方或者雙方所接受。英國與俄國相互諒解的機會在俄國的影響力從中亞向波斯、阿富汗和拉吉西北前線擴充套件的時候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儘管共和制與沙皇體制存在巨大的政治差異，法國—俄國的親善關係更有現實的可能，而且對這樣一種局面的擔心在很多方面是瞭解俾斯麥精心佈局的鑰匙。從本質上說，他能夠讓德國在殖民地爭端中不僅扮演經紀人的角色，甚至可能是潛在的同盟者。
英國羅斯柴爾德家族顯然被這種可能性所吸引。1880年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政策因此也變得越來越多地受俾斯麥的影響，佈雷希羅德最終能夠扮演中介的角色，而他的這種想法以前則一直遭到拒絕。俾斯麥這位曾經的經濟穩定的毒藥，在19世紀80年代顯然成為了經濟穩定的保護者。當英國大使艾姆梯爾爵士在1882年拜訪過佈雷希羅德後，他報告說他看到了一份來自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電報，想了解關於愷撒健康狀況的最新訊息。“我詢問佈雷希羅德，法國的金融家認為皇帝的辭世對巴黎交易所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總體下跌10％～15％。’他回答道，‘因為在一個新的君主統治下，俾斯麥的任期很不確定。’”一年之後，納蒂告訴德國駐倫敦大使，英國和德國之間的相互諒解是“除了少數幾個大臣外最有理智的英國人”所期待的。事實是在1881年之後，土耳其債務比例的上升被柏林的資本市場所吸收——由德意志銀行扮演領導角色——為解釋這種親德國的浪潮的出現提供了答案。
從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觀點看，英國—德國的親善關係不利的方面是，這似乎潛藏著損壞英國…法國關係的可能。事實上，當由阿拉比·帕薩領導的反對圖菲格總督無能統治的愛國武裝起義使埃及的“雙層統治體制”陷入癱瘓後，這已經是顯而易見的了。法國1880年在摩洛哥以及次年在突尼西亞出現的威信掃地的情況，可以解釋格萊德斯通政府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