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夫民族主義在巴爾幹地區的勝利從他們“宗教共存”的觀點來看並沒有什麼必要。格萊德斯通自從1876年9月印發了他的小冊子《保加利亞恐慌以及東方的問題》後，就發動了他反對迪斯雷利政策的一次宗教聖戰運動。從其最根本的性質來看，這種站在巴爾幹基督徒的立場上的訴求，對於羅斯柴爾德家族（以及其他有錢的猶太人，像戈爾德施密特）的利益的影響有限，特別是投票人總是能記起迪斯雷利的猶太人血統——還有他的那些支持者。正如德比評論的：“格萊德斯通指責‘猶太虔誠’的影響，並不僅限於那些自稱是猶太人的人，關於東方的問題是否是指迪斯雷利，還是指那些明確的猶太人，抑或指羅斯柴爾德所有這一切完全都是模糊的。”列昂內爾對那些攻擊土耳其，而對於“起義和騷亂的原因”隻字未提的“所有這些工作聚會”給予了嚴厲的批評。他所關心的與他們十分不同，這可以從他寫給迪斯雷利的信中看出，這封信在柏林的議會大會上被大聲地讀了出來，是關於東歐（特別是羅馬尼亞）的猶太人迫害的，他希望這種情況能引起大家的重視。阿爾方索也試圖透過佈雷希羅德對俾斯麥施加同樣的壓力。最終定案的《柏林協定》的第44款，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眼裡明顯要比七彎八扭的對於保加利亞的妥協有價值得多，而《柏林協定》目的就是保護巴爾幹地區各種信仰相互依存的。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
列昂內爾因此對迪斯雷利的政策給予了毫不含糊的支援。“我是多麼高興看到，”他在1877年3月底的時候寫道，“一個愛國主義者的成功，而且只是透過政策的調整所取得的——由於您偉大的堅毅和政治家風度，使我們終於可以充滿信心地期盼不久之後就可以為一個普天同慶的和平向您表示祝賀。”納蒂也向蒙塔古·科瑞確認了他對土耳其毫不動搖的同情。在整個危機期間，他們定期地向迪斯雷利送交他們從歐洲大陸收集來的情報的彙編，並且也作為與維也納聯絡的一個非官方渠道。例如在8月份，迪斯雷利向女王報告說，他已經“下定了決心，就這個問題秘密地去徵詢羅斯柴爾德先生的意見”，他所說的這個問題就是俄國有關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中立給奧地利的承諾。“他們正頻繁地與奧地利皇室進行接觸。羅斯柴爾德男爵同意給家族在維也納的負責人發電報，而且我們要求他在做任何推進之前，在他們收到不同於當時通行的說法的資訊回覆兩天後，他應該從安德拉希公爵處得到對有疑問的問題所做出的明確表示”這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與首相的親密關係，這讓其他關鍵的外交人物——包括俄國大使和英國外交部長——都確切地感覺到自己被邊緣化了。“蘇瓦羅夫告訴德比夫人，他發現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所發生的一切瞭如指掌。”德比在1877年12月抱怨道：
與那些大臣相比更是這樣，他證實了他們每天都保持著與首相的聯絡，得到所有提交過去的資訊並用於他們自己的目的。透過從其他途徑得來的訊息，我敢肯定，我們時常抱怨的內閣機密的洩漏，主要就是就是在這個環節，因為當貝肯斯菲爾德爵士出城的時候，通常很少有那一類的流言飛語羅斯柴爾德家族毫無疑問是自己直接得到的訊息。
迪斯雷利與羅斯柴爾德之間的關係也不是沒有引起自由黨領導層的注意。“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行為非常討厭。”格蘭威爾這樣向格萊德斯通報告，時間是1877年8月，也就是格萊德斯通在下院提出了他的《女王陛下政府已公佈政策的重大或者事實變更的決議案》之後3個月。4個月之後，當“N·羅斯柴爾德聽到一個盛怒的土耳其人嘲弄迪斯雷利打算開戰的說法”的時候，他憤怒了。“他說土耳其人把自己置於他的掌控之下（一個非常令人嚮往的信任），還說俄國人將會放棄。”按照納蒂的說法，“迪斯雷利的意思並不是為反對將海峽向所有的戰艦開放而發動戰爭”。這跟他後來告訴歷史學家J·A·弗勞德的完全不一樣。納蒂曾經試圖勸說J·A·弗勞德“按照他的觀點”去寫一本迪斯雷利的傳記，但是沒有說動。納蒂後來在回憶中說“他（貝肯斯菲爾德勳爵）決定支援戰爭，這對於他的政策來說是必要的：這是女王強壓著他這樣做的而他面臨著他碰到的那些每天在內閣進進出出的反對黨人的指責”。
無論是否有詐，迪斯雷利都是幸運的。第一，俾斯麥選擇的是不支援戈爾查科夫和伊格奈特耶夫，他擔心俄國人太完美的成功可能會讓奧地利—匈牙利從大國的位置上降級。第二，俄國人在1877年12月在普列文的進軍被察覺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