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1875～1882年軍事佔領期間的道路描繪成一條直線的話，那就完全錯了；而且如果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急不可耐地想走上這條道路，也同樣是在誤導。緊隨蘇伊士運河的這招妙棋之後，德比派出了斯蒂芬·凱伍前往埃及，作為對總督早些時候提出要求英國財政援助的回應。凱伍的首要目標是建立起對埃及經濟進行某種控制的體系，至少要保證剛購買的運河股份5％的利息能夠得到持續的支付。隨之而來的是需要羅斯柴爾德家族幫助對埃及政府的多種債券進行清算和轉換——這種觀點得到了國債辦公室的主審計長查爾斯·雷伍爾斯·威爾遜的支援，他當時是英國政府在蘇伊士運河委員會里的代表，而他們私人間的通訊證明羅斯柴爾德家族是非常勉強的帝國主義者。從很早的時候開始，他們就明確反對公開發表凱伍的報告，並且向迪斯雷利強調“讓我們自己處理這種大規模金融事務所面臨的困難”。他們的勉強部分原因是基於狹隘的金融考慮：儘管對於小規模投機埃及債券非常樂意，但是列昂內爾和阿爾方索仍然覺得凱伍和雷伍爾斯·威爾遜低估了在伊斯邁爾仍然留在總督的位置上的時候想穩定埃及經濟所面臨的那些困難。
還有就是政治上的保守。列昂內爾和阿爾方索對維持大國間——在這個案例中是法國和英國——的和諧更為關注，而對埃及的金融控制則顯得熱情不高。事實上，正是透過阿爾方索，英國政府第一次瞭解了法國總統邁克馬洪的妥協性提議：由一個多國委員會來監督埃及的經濟情況，委員會由包括來自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的代表平等組成。艾爾弗雷德從巴黎轉達了德卡茲對德比那種支支吾吾的態度的“憤怒”，並且警告政府不要對法國的建議“潑冷水”。列昂內爾轉達了迪斯雷利的回應：“他們希望法國政府能做一個很好的計劃，而不是隻做把錢裝進自己的腰包，卻對總督沒有任何好處的事。”困難的是在那些持有含息埃及債券的人與那些——主要是法國和埃及的銀行——給總督提供了短期借款的人之間存在著利益衝突。從本質上說，債券持有人不接受那些短期借款人有與他們同等的申索權，因此否決了對所有埃及債券總體減值20％的方案，然而這個減值方案得到了英國政府的支援。這次否決使5月份新建立的公共債務信託局陷入了癱瘓。如果英國和法國不能達成一致，羅斯柴爾德家族只可能拒絕重組埃及債務的任務，因此只能將待清算的大約為7600萬英鎊的債務留給一個調查委員會去處理（這個數字不包括1500萬用總督的土地擔保的私人債務，以及一份鉅額的可能高達600萬英鎊浮動債務）。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銀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國主義一邊”（1874～18
在1878年之前，這些困難似乎都沒有辦法克服。在成立了一個由各家銀行的代表、勒塞普斯、雷伍爾斯·威爾遜以及一名埃及人組成的委員會後，由他們推薦，委派了一個由努巴·帕薩領導的“國際政府”，雷伍爾斯·威爾遜出任財政部長，法國人尤金·德·布利格尼爾斯出任公共工程部部長。與此同時，英國和法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同意籌措850萬英鎊的貸款，以總督領地中的大部分土地作為擔保。這次貸款籌措除了帶給投資人極大的信心之外，其重要意義更在於它讓人們覺得英國和法國之間建立了友好的關係，《爭鳴雜誌》說得更誇張，把它描繪成“相當於在法國和英國之間結成了聯盟”。這據說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最希望看到的局面。然而，這與投資人對埃及的信心一樣，同樣註定是短暫的。
英國和法國的埃及政策不應該孤立起來看，這只是土耳其債務危機這部長篇小說裡的一小個章節，而這次債務危機是總督出售蘇伊士運河股票的前提條件。土耳其債務危機也需要放到大國外交的背景下來看，這終歸是由在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和保加利亞省發生的反對土耳其統治的起義所引發的。這是俄國外交官夢寐以求的用於對外政治理由的藉口，而且也是英國自由黨人非常需要用於國內政治的口實。如果說羅斯柴爾德在埃及的作用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那麼他們在1875～1878年的巴爾幹危機中的地位也基本上是這樣的。他們對迪斯雷利的同情很自然地使他們傾向於支援他那本質上支援土耳其的政策，但是，他們對俄國的金融承諾直接與此相左。
從1870年10月開始，俄國就對土耳其施行了“進攻”政策，當時沙皇駁斥了1856年《巴黎協定》的《黑海條約》。確實，海峽結束中立狀態後——海峽的中立是克里米亞戰爭為數不多的、實實在在的成果之一——應該在倫敦的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