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相關資訊，但是他也不能無視如土耳其人在阿克曼投降的訊息。到1830年時，正如塔列朗觀察到的那樣：“英國內閣總是在斯圖爾特勳爵的信件到達之前的10個或12個小時，便從羅斯柴爾德那裡獲得了相關資訊，而且這點也沒有什麼好懷疑的，因為搭乘羅斯柴爾德信使的馬車沒有其他乘客，而且隨時出發”維萊勒也被迫留意羅斯柴爾德的資訊，即使他（與坎寧一樣）嚴重懷疑幾兄弟是利用訊息來影響股市。
這當然是羅斯柴爾德通訊系統的大致功能，甚至是它的主要目標，透過第一時間獲得政治訊息，趕在訊息影響整個市場前，買進或丟擲證券。但是這一策略並不是總能奏效。
法國1830年7月革命的訊息，羅斯柴爾德家族不僅傳給了倫敦的英國外交大臣阿伯丁勳爵，同時（透過法蘭克福）傳給了當時在波希米亞的梅特涅；這一事實廣為人知。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的報告一開始並未得到採信。而且，我們也已看到，革命的爆發也讓羅斯柴爾德家族自身感到非常吃驚，以至於讓法國分行陷入了經濟危機，只有透過非常艱難的拯救行動才得以存活。
羅斯柴爾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統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鎖（1830～1833年）
銀行家的外交
羅斯柴爾德的信件揭示了在1830年7月之後的動盪歲月裡，他們通訊系統的長處與不足。在巴黎，詹姆斯的政治影響力是獨一無二的。“（國王與大臣們）經常事無鉅細地諮詢我的意見。”詹姆斯在1831年告訴內森，這一點也一直沒改變過：就如他後來告訴內塞爾羅德伯爵夫人那樣，他幾乎每天都見到國王、大臣和主要的大使。內森似乎同樣能夠接觸到政府的高階別人物，有名的有外交家弗雷德裡克·拉姆，此外還有主要的駐倫敦大使，如塔列朗、艾什泰哈齊和比洛，但毫無疑問的是，他的影響力要比保守黨當政時期要小。在維也納，薩洛蒙繼續享有與梅特涅直接接觸的特權；而且，只要其他兄弟的信裡含有重要的外交資訊，他就會將信件的內容抄送給梅特涅。形成對比的是，法蘭克福與那不勒斯分行某種程度上游離在權力圈之外。在其他主要首都——聖彼得堡、柏林、布魯塞爾和海牙的影響力歸結到代理人（比如，加塞爾在俄羅斯，裡希滕貝格在比利時）的活動能力或透過偶爾的個人訪問。
1830年，透過羅斯柴爾德通訊進行討論的第一個外交問題就是大國是真正承認路易·菲利普作為法國國王，還是採取干預行動，反對新政權。7月31日，詹姆斯寫信給內森說：“我希望你的政府不要考慮干預活動，因為他們一旦這樣做了，我們就將引發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列昂內爾兩週後總結了圍繞承認問題進行的爭辯：
只有一件事是非常迫切的，那就是國王應該立刻得到承認，如果這一點不能很快實現，我們就很難預測最後的結局是什麼只有國王得到承認，相鄰的省份才願意加入到這個政府法國只希望得到和平，不想從別的國家得到任何東西，也深知只有培育自己的資源才能成為最偉大的國家之一。目前，法國國民近衛軍有150萬人，全部武裝等待作戰，除此之外還有一整支部隊，其他考慮攻擊法國的國家能得到什麼好處呢？詹姆斯叔叔今天見了國王，他和眾人一起向國王表達了敬意；國王向他承諾一定會維持和平，國王也希望盡最大可能推進局勢順利發展。
路易·菲利普在那次會面透露給詹姆斯的資訊——“我最急切的期望便是歐洲的和平，我希望各國將恢復之前與法國的良好關係”——很自然地透過奧地利大使奧波尼傳給了梅特涅。
但是，正如列昂內爾所預期的那樣，路易·菲利普被承認，並不能阻止革命在其他地方爆發。8月25日，從“暴風驟雨式的革命”在布魯塞爾爆發的訊息抵達巴黎的那刻起，一個新的可能性浮現了：法國外圍不斷擴散的革命有可能讓法國與一個或更多的保守國家，如普魯士、俄羅斯、奧地利甚至英國爆發戰爭。相比起直接干預法國，這次的預期似乎頗受歡迎，這有兩個原因：第一，其他國家在比利時不僅有條約規定的義務（這要回溯到1814～1815年），同時也有自己的戰略利益。第二，從外部干預比利時或爆發的其他任何地方，可能會導致法國政權“左傾”，因為共和主義和國際主義之間存在著歷史性的聯絡。梅特涅也並不是唯一記得法國當年“陰謀”的人：18世紀90年代，法國利用國內的“無政府狀態”進行了大規模的軍事擴張。
詹姆斯獲悉比利時爆發革命的第一反應就是舉行了一次會議，將法國外交大臣莫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