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力量的馬克思。馬老在一八八三年入土之前，就抵死不承認他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今日世界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年老了，動不動就說他要去見馬克思。真要見了馬克思，可要當心老馬的柺杖呢！
總之，成佛作祖的思想家、宗教家，都是聖之時者也。他們是站在各自時代的尖端的智者和賢者。按照時代的需要，以言教身教來推動或逆轉他存身的社會發展。但是他們思想和信仰的成長的程式都是複雜的；他們思想的效驗與影響亦有賴於歷史前進中的長期實證，因此水清無大魚，人類歷史上任何宗教和文化的巨人，其思想體系都是朦朧難辨的。他一旦捐館，弟子信徒和新仇舊怨，就各是其是，各非所非。因此儒分為八，墨別為三，佛有十宗，回有兩派，耶有百種，馬有千家了。
胡適這位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也跳不出此一通例，因此當他在逐漸向歷史海洋下沉的今日，他的思想體系、學術貢獻、影響大小、功過何在，也早就言人人殊了。
而今而後，批胡者固早有百家之先例；而研胡繼胡者，各覓師承，也尋之不盡了。
「一國兩制」和「半盤西化」
再者任何思想家都是主觀的；都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不患不知人，患不己知也。因此他對他自己思想的歷史背景很難有客觀的認識；他對他自己加於將來社會的影響，也絕對不能逆料。——胡適也是如此！
舉個切實的例子來說吧：胡適言必稱杜威，稱了一輩子，為什麼結果在中國反搞出個列寧來了呢？這是他所不能逆料，也不能提出合理解釋的地方。但卻是我們今日要提出的「啟蒙後」（Post…Enlightenment）的問題了。
須知我國曆史上第二次社會大轉型（從中世紀的東方農業社會的型態，轉向現代西方工商業的社會型態），實始於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之簽訂。但是你可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