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點實頗有可議，因為在興中會成立之前，還有楊衢雲烈士和他的一夥同志們在香港所組織的「輔仁文社」。該文社成立於一八九○年（清光緒十六年；另一說為一八九二年），比興中會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創立者楊衢雲、謝繼泰、劉燕賓、何星儔等十餘人，其年齡、學歷、社會背景，和他們「推翻滿清」、「創立合眾政府」、選舉「伯理璽天德」（president）等主張，與孫逸仙（中山別號）他們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團，幾乎一模一樣。所以當中山於一八九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時，經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為文社社員，亦中山好友——這兩個小革命團體，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聯合組織了。
在這個雙方聯合的新組織裡，他們決定用「興中會」為會名。因為「振興中華」這個響噹噹的名字，較之那酸溜溜的「輔仁文社」四個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後來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組織了一個「興中會」。這個遠在華北的興中會，與孫、楊的興中會毫無關係。據孔祥熙說，他們那時聽說海外有個「興中會」。他們喜歡「振興中華」這個響噹噹的名字，乃把他們自己的小團體取個名字，也叫「興中會」。（這是筆者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校對《孔祥熙回憶錄》時，聽到錄音帶內孔氏親口說的。當時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組織，當成孫中山興中會的「太原分會」，實是誤聽錄音的結果。）
楊衢雲、孫中山等在香港所組織的興中會，事實上除掉名字外，一切皆是「輔仁文社」的延續；會員們也大致都是楊衢雲的班底。因為楊的團體己成立四年有奇；而孫的團體還未滿二月。楊是香港的地頭蛇；孫則是新從夏威夷回來的。雙方強弱之勢是可以想象的。據說他們合併之後，選舉新會長（他們叫「總辦」或「伯理璽天德」）時，曾發生孫、楊之爭。據後來國民黨的官書所載，在同年十月他們預備搞廣州暴動時，孫曾當選「伯理璽天德」或「總辦」。後來「楊既獲大權，遂藉端要挾，而請（孫）先生以（伯理璽天德）相讓。鄭士良、陳少白等聞之大憤，極力反對，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內訌，力表謙讓，即以此席讓衢雲」云云（見《國父年譜》頁六八～六九）。
這段官書頗難說服任何公正的讀者和歷史家。如所敘屬實，那可能不是楊的「藉端要挾」，而是孫的黨羽為擁孫，暗中想搞殺楊的「苦撻打」（coup d'etat），為孫所阻。官書甚至說楊衢雲排滿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組織「輔仁文社」的叛逆行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結果（見前書頁五○）。這些似乎都是想象之辭。有人或許要說「輔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輔仁」；它是個社交團體，而非革命團體。其實辛亥首義時，最活躍的一個組織則是「文學社」。文學社卻是革命團體，而非社會團體。所以名字與實質並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時期。我們不能望文生義，或以辭害義。
須知楊衢雲開始其革命行動時，孫中山還是個用功的醫科學生。一八九四年中山還親赴天津「上書李鴻章」呢！他「上書」不幸被拒。如果李鴻章英雄識英雄而重用了「孫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嗎？哪還搞什麼「革命」（他們那時叫「造反」）呢？所以在這一階段裡，楊衢雲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孫在「上書」被拒後走上排滿革命之途，所受楊衢雲的影響，倒是很明顯的。
再者，「興中會」最初在檀香山組織時，其形式和性質也只是個「銀會」。會員每人出「底銀」五元，「股銀」每股十元，購買愈多愈好。目的是「舉辦公家事業」，事業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該會宗旨，除報國之外，「兼為股友生財捷徑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頂子買翎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見馮自由著《興中會組織史》及第八條）所以在檀香山的「興中會」裡孫逸仙是在暗中籌款造反，而絕大多數「銀會」會員，則是在買「樂透獎」。這個興中銀會的會長也不是孫逸仙而是殷商劉祥。但是孫卻是這銀會首會的得利人——他籌到港幣一萬三幹元，外加個「興中會」的組織名義。有了這些本錢之後，中山便匆匆趕回香港向楊衢雲洽商（事實上是bargain）兩會合並的事務了。合併之後，會長一職順理成章自然應該是楊衢雲。是年十月，他們竟然發動了「義兵三千人、洋槍六百杆」外加火輪船二隻的廣州起義。試問中山皮包裡的一萬三幹港幣，能買幾枝「洋槍」呢？這些起義的本錢，顯然都是楊衢雲搞起來的。中山半途加入罷了。可惜楊氏早死—— 一九○一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