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萬餘言，厚五百六十餘頁之鉅著。全書每見大陸上新發現之史料，徵引詳博，足見功力。然一字不遺細讀之，則知作者筆法仍不脫「竊國」（陳伯達）、「盜國」（黃毅）之舊調。在比較傳記學上著力甚微。青燈獨坐，筆者戲以鉛筆，把百十條作者評袁之辭上「袁世凱」三字劃掉，改以「蔣介石」或「毛澤東」三字補入之，再重讀全文，竟發現也切貼入微，天衣無縫。啞然失笑之餘，也恍然有悟——原來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史」中，我們的搞獨裁的民族領袖們，原是一母所生，有其「通性」。這在現代社會學上，便叫做「次文化」（subculture）了。——讀者士女，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黃粱一夢，做起了主席、總統或大元帥來，恐怕也要依樣畫葫蘆——這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過程中也是一種「客觀實在」（且用個「辯證法」的名詞）。形勢比人強，任何人鑽入那個形勢，都逃不掉那種臉譜！歷史家如厚責於袁、蔣、毛三公，那就在「歷史學轉型」中開倒車，把現代歷史科學，又領回司馬溫公的「臣光曰」的老套路中去了。
沒有警察的警察國家
讀者如不憚煩，讓我隨手（真的是「隨手」一翻）抄一段侯宜傑教授評袁之辭。我把袁世凱三字用×××代之。讀者可用袁、蔣、毛三公大名補入而重讀之。自己再「臣光曰」一下，就知道了。原文如下：
在×××的封建法西斯統治之下，人身自由毫無保障。在北京，有權逮捕人的機關有十餘處，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京畿軍政執法處、京師警察廳和北京警備司令部。偵探密佈，軍警四出，人人自危，稍一不慎，即罹逮捕殺頭的慘禍。在「二次革命」期間，×××更是百倍千倍的兇狠，對反對者恣意殺戮，整個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暗無天日。議員伍漢持、徐秀鈞，工黨領袖徐企文皆被處以極刑。一般人慘遭殺害者不計其數。（見上引《袁世凱全傳》，頁三三六～三三七）
這一段極其精彩動人的有關獨裁者「次文化」的描述，對袁似稍嫌過分——非袁較蔣、毛仁慈也。是他的老特務東廠、錦衣衛、血滴子那一套，不夠現代化也（搞秘密警察也有其「轉型」的過程）。
這一段對蔣，尤其是對毛，則頗嫌不足。蓋蔣所搞的還是以德、意、俄、日為師那種老式的「警察國家」（police state）；毛所搞的則是兼東西之長，已臻化境的「沒有警察的警察國家」（a police state without poloice）。這一老套路，我國自文武周公時代即已有之，所謂「使民戰慄」也。至始皇帝搞焚書、坑儒，偶語棄市。而登峰造極。其後漢唐酷吏亦間有發明。——毛公所搞的則是冶希特勒、斯大林和秦始皇於一爐的，時人（包括侯宜傑教授）所說的「封建法西斯統治」。——用這套後文革名詞，袁世凱還不大夠資格。
我們中國人學習西方「共和政體」何以走上這條絕路呢？小可曲不離口，講了三十多年的「轉型論（病）」，和黑格爾、馬克思師徒的「辯證法」，均可從不同角度加以解釋。司馬光的「臣光曰的歷史哲學」也可解釋一部分——從行為科學的觀點，回看司馬光的「才德論」，也有他的獨到之處也；畢竟是中國人說中國事嘛！至於辯證邏輯那一套 ，原是從純白種文明的經驗中發展出來的，套上東方文明，就死角太多了；「西方」的人權論，也跳不開這個框框——有暇當以歷史史實印證之，以就教於高明。歷史哲學若不以歷史事實加以說明，就是「空談」了。
要做偽君子，莫做真小人
再具體的回溯一下。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轉型運動中，轉來轉去沒個出路。到頭來大家都要搞「寡頭政治」，搞個人獨裁。此非袁、蔣、毛三公如此；中山亦不能免也。睹此，我們就可想象出問題之嚴重，不是司馬光的單純「才德論」所可規範了。
寡頭政治的最高形式便是做皇帝。事實上，在孫、袁、蔣、毛四人之中，大家的最後志願都是搞個人獨裁的最高形式（皇帝）。而在此項追求之中，反以袁為最「低調」（Iow profile）。他口口聲聲只想做個「君主立憲」制下的洪憲皇帝，那就於願已足了。洪憲者，洪（宏）揚憲法也。
可是毛澤東的幹法，豈是洪憲而已哉？他造憲毀憲。把個依憲法產生的國家元首（劉少奇）殺掉不算；再把個依「黨憲」產生的接班黨魁（林彪）也趕盡殺絕。最後還要把個潑辣荒淫的老婆（江青）培植成「秦二世」。這算啥名堂呢？
老蔣總統當年為爭取革命，趕走汪精衛，關起胡漢民。把個監察委員派作執行委員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