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但我的同志們仍然不完全諒解我。
三十一日上午，中共前敵委員會的緊急會議，再也沒有討論改變計劃的事，決定照原計
劃執行。到會者知道了張發奎偕同汪精衛孫科等已經到達廬山舉行會議，而且頗有針對著南
昌的跡象，大家都在研討對策。南昌暴動原決定在三十一日清晨舉行，由於我的要求而改期，
現在又重新確定，在八月一號清晨舉行。而且根據這個決定，到會者部分擔著緊急工作，分
頭活動去了。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暴動終於成為中共鬥爭史上一次重大事件。
要了解南昌暴動的發展，首先需要探討一下中共的領導能力如何，而中共領導的無能與
混亂，似乎是預定了南昌暴動失敗的命運。在這一點上，我要先說說譚平山；他在沒有得到
中共中央同意之下，即在南昌九江一帶展開活動。他曾標榜要在南昌開創一個新的局面，這
句話的意思，具體的說，大致是由他策劃出一個南昌暴動，並由他自己名符其實的領導起來，
不再理會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直到有了相當成就之後再說。
譚平山的野心與他的才能相較，似乎是不甚配合的。他從國共合作，國民黨改組的時候
起，一直擔任重要的職位，在中共內他始終是個要角，在國民黨內他又是中委兼組織部長。
就由於這種地位使他有點飄飄然，常誇耀他是老同盟會，與國民黨左派有廣泛的聯絡，在中
共又是最先參加者之一，而且是中共中央少數重要領導人之一，併為斯大林所賞識，這樣他
似乎是左派革命勢力最好的代表人物。可是國民黨左派或共產黨人，似乎對他都不敢寄予甚
大的期望，這一點，也許他自己並未完全覺察到。
在武漢末期，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於譚平山向國民政府提出辭去農政部長的辭呈，
認為太過軟弱，表示不滿，也有過指責。這件事，也許就促發了他單獨行動的決心。南昌暴
動的前夕，他的言詞和態度都不將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放在眼內，他把我視為中共中央的正
統，一股怨氣曾向我發洩過。他所提出的暴動宣言有許多不妥之處，須我代他修改，他曾橫
加阻止，並很不客氣的指責我企圖包辦。可是他這種露骨的表示，不僅沒有得到一般同志的
支援，反而引起過不少的反感。
南昌暴動發動後，譚平山被推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委員長，而且賀龍是他提攜起來
的，中共的前敵委員會似乎也可由他領導，透過前敵委員會更可指揮葉挺等重要軍人，一切
似都如願以償，是以他曾擺過領袖的架子。可是他所得到的，是人們對他的不夠熱忱，更沒
有人高興去捧他。當他想到處境甚危，不易獲致成功，不應露骨反對中共中央的時候，也曾
主動企圖和我及其他同志改善關係，對外也曾擺出“禮賢下士”的姿態，但這都收效甚微。
根本原因，是一般重要幹部都不相信他能夠成為對內對外的重心。
當時葉賀這一支暴動軍隊，不待說，是極需一面政治旗幟的，對內需要團結和鼓勵軍心，
對外需要有響亮的發言和號召。這點我也曾向我的戰友們提起過，但他想不出解決的辦法。
南昌暴動沒有得力的發言人，這就使中共的領導為之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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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周恩來是可以負起政治領導責任的，但他並沒有這樣做。他不多
談政治問題，甚至很少召集前敵委員會會議，即使舉行會議，也沒有討論過重要的政策。兼
任革命委員會屬下參謀團主任的周恩來，一心注意軍事問題，大概他是以獲致軍事勝利，使
這支暴動軍能在廣東東江地區立下腳根為第一要義。也許他以為一切要等到軍事勝利後再說，
如果過早奢談政治領導，不是空論，便是自討麻煩。多數的中共重要人物如李立三等，與周
恩來都有相似的心境，而且大致都強調暴動是天經地義，誰要是懷疑或提出異議，誰就是動
搖和不夠堅決。這種不計成敗的唯心觀點，也就是盲動主義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