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事實昭然，當可覆按。嗣後決定採
取和平方針，本人與中共其他負責人均一致贊成。而且基於此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
使本人與毛澤東等的意見接近起來，這是一貫的事實。與此可見中共公表檔案，所謂本人當
時堅決主張內戰方針之說，完全是別有企圖之造謠。在這一期間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
本人曾在原則上表示完全贊成，但認為更須徹底執行，方能挽救民族於危亡，因而認中共彼
時所執行者仍感不夠。
由於統一戰線方針，致使本人與毛澤東等的意見接近起來，又因為毛澤東等對於此一政
策之執行，仍系深懷成見，貌合神離之作法，致使本人深為不滿。特別是抗戰發動後，毛澤
東等所保持的獨立自主，別立門戶，不以國家民族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與毛澤東等之間，
許多爭執。故此次毅然離開延安，來到武漢，這完全是基於共赴國難之堅強信念，光明正大
之舉動，中共同人原無所用其疑慮。乃中共負責人不加深察，對於本人此次參加抗戰建國之
積極行動，妄肆攻擊，橫加誣衊，充分發揮其非政治的，偏狹自私的，陰謀煽陷的宣傳，企
圖對內壓制中共黨內之自我批評，對外敵視一切擁護中央領導，努力參加抗戰建國之分子。
凡此一切，均可視為中共對於團結抗戰缺乏誠意之表示。至於其劫持本人之種種非法企圖，
原屬陳周秦等少數人之無理舉動，識者自有公論，不足深辯。
總之，本人自弱冠以來，目擊國事凌夷，奮起救國，不計其他。獻身革命，垂二十年，
對於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時糾正，自然亦負有某些連帶責任。然生平言論行動，素為國
人共見共聞，此次舉動，純出愛國至誠。為愛護中國同人，更為愛護中國革命起見，本人赤
誠披瀝所抱之見解，深願社會人士予以明察，更願中共同人本自我批評之精神，棄文過飾非
之謬習，憬然自悟，糾正中共現行一般政策之錯誤，在國家民族至上之原則下，努力抗戰建
國，庶中國革命大業，迅底於成，此不僅個人之幸，抑全體民族之福也。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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