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惜工本精印了幾萬冊《百齡機畫報》，主要內容是宣傳、表揚“百齡機”功效，上面印有照片、使用者來信等宣傳材料。黃楚九登報宣告，使用者只需隨函附上二分郵票，即可免費寄贈畫冊。結果，索要者不計其數，使郵局應接不暇，日夜用麻袋裝運分發。
此外，黃楚九還特製大批“百齡機熱水瓶”、“百齡機毛巾”，按成本廉價委託出售。還印製“百齡機美人圖月份牌”，贈給購買“百齡機”的顧客。在一九二八年，黃楚九又別出心裁，宴請一百多位七八十歲的“老壽星”，請他們合影留念，把照片在報上刊登，題名為“百齡大會”。說明這些老壽星之所以延年益壽，是因為服用“百齡機”的結果。
黃楚九做廣告不惜花費巨資，這是許多商人難以相比的。他用在廣告上的費用，佔總開支的五分之一以上。他深知宣傳在經商活動中的重大作用，廣告費用和所得到的鉅額利潤相比，只不過是釣得大魚的小小魚餌而已。
一九二三年，從黃楚九服用一副藥起，到一九二六年，短短三年時間，“百齡機”給他每年賺得五十萬元。一九二六年，高達一百二十萬元。
“百齡機”銷售的成功，使黃楚九有了財力擴大再生產。一九二七年，他投入巨資，在白克路派克路轉彎處（今鳳陽路黃河路口），建造一幢三層鋼筋水泥樓。把九福藥廠正式改名為九福製藥公司（今黃河製藥廠前身）。公司由黃楚九三女婿陳星五擔任經理。除了銷售“百齡機”之外，又推出治療咳嗽、肺病的“補力多”、營養補劑“樂口福麥乳精”，均成為當時熱銷藥品。九福製藥公司興旺發達，許多名醫、名賈都有投資意向，黃楚九便吸收他們的資金，把獨資改為股份有限公司，並陸續在天津、濟南、重慶、瀋陽、廣州、福州等地開設分公司，甚至到新加坡也開了一家分公司。
黃楚九在經營中法大藥房、九福製藥公司的同時，一九一六年，盤進了經營不善、面臨破產的羅威藥房改名為羅威公司，做為試製新藥品的基地。一九二三年，又盤進上海有名的中西大藥房。經過五年的經營，到了一九二八年，扭虧為盈，名聲大振，獲利甚巨。
到二十年代末葉，黃楚九所屬的企業有：中法大藥房、中西大藥房、中華製藥公司、羅威公司、九福製藥公司、急救時疫醫院，以及此後開設的九芝堂國藥店、九星公司和明濟眼科醫院等。其中中法大藥房在上海有六個支店，外埠有六家分號。九福製藥公司的經理是他的三女婿，其他公司機構的主持人也都是他的門生或親信。這些單位形成了一個黃氏醫藥托拉斯，在當時的上海乃至全國是獨一無二的。
黃楚九成為富豪之後，他對公益事業很是積極熱心捐助。一九一九年河南水災，他出資收養千餘難童。一九二六年夏，上海流行霍亂，黃楚九創辦“上海急救時疫醫院”，搶救三百多危重病人。他還在八仙橋龍門路開設“黃楚九醫院”，以西醫眼科為主，若貧民看病，可免費贈藥。
黃楚九還在近郊漕河徑鎮置地十畝，開闢“親睦公墓園”，凡親友入葬，不收費用。後來他又買進幾十畝地，擴建“親睦公墓園”，向社會開放，改名為“萬年公墓”。
由於黃楚九做了不少好事，社會團體給他掛上了“樂善好施”的匾額，政府部門授予他二等大綬禾章，二等大綬寶光嘉禾章。
一九二七年春，鑑於醫藥同業日益增多，黃楚九特發起組織新藥業公會，由中法大藥房和九福製藥公司各捐洋一千元作為開辦費。成立之後，大家一致推舉黃楚九為上海市新藥業公會主席。一九三０年，這個已有三十二家同業參加的公會改名為“上海特別市新藥業同業公會”，依然推舉黃楚九為主席。從此，作為我國現代民族醫藥工業先行者的黃楚九，儼然成為大上海乃至全中國實力雄厚、聲名顯赫、舉足輕重的行業魁首。
插手香菸市場失敗
黃楚九在醫藥行業發財致富之後，他又把眼光轉向其他行業，首先看好的是菸草市場。他認為菸草業利潤高，市場潛力大，但當時的中國菸草市場幾乎全為外國壟斷，銀錢如流水般都進了洋人的腰包。黃楚九對此很不服氣，他動起了要在菸草市場闖一闖的念頭。
佔領上海市場的洋菸有老刀牌、大英牌（又稱紅錫包）、三炮臺牌（又稱綠錫包）、絞盤牌（又稱白錫包）、哈德門牌、前門牌和茄立克牌等等。這些洋菸大多數是由英美菸草公司生產。這個公司成立於一九０二年，它是由英國的帝國菸草公司、奧格登菸草公司與美國菸草公司、大陸菸草公司、美國雪茄公司、統一菸草公司等六家公司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