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起，‘學者從政派’也罷，‘著名銀行家’也罷，統統不靈。”周作民翻出一瓶洋酒，抓過三隻茶杯。“來，喝酒，醉了就啥都不想了”
日本飛機仍然轟炸。重慶飛機沒有再來，周作民只有與悶酒為伍。
悶酒，喝到第十八天，香港政府在告羅土打飯店樓上扯起白旗，宣告對日投降。
周作民被日本憲兵拘禁！押進九龍半島酒店，押進香港大酒店一直押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又押上飛機，押到廣州，押到臺北，押回上海。
回到上海，說是自由了。可他失去的自由比拘押還多，天天有人找上門來！日本人、蔣政權人、汪政權人，黃金榮、杜月笙的人方方面面的形形色色的人。那些人臉皮特厚，軟磨硬泡，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避之不開，揮之不去，來頭一個比一個兇，官銜一個比一個大直至今日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三巨頭一齊上陣。
周作民說著說著，表情陡然一變，痛苦不堪地捂住胸口左側心臟處：
“啊唷，啊唷”
“你你怎麼了？”陳公博驚慌地盯著他問。
周作民吃力地指著掛在衣帽鉤上的皮包：
“那有藥，快快給我拿拿來，心絞痛得不行”
話未說完已躺倒在沙發上。
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他們看著救護車把周作民送進醫院後，多次派人詢查醫護人員。回答結果完全相同：周疾有三：喉疾、牙痛、心臟病。三種疾病以一三兩種為甚，第二種雖然較輕，卻如俗語所說“牙痛不算病，一旦犯了要人命”。
從此，汪精衛他們再也不提請周作民出任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一類話茬。從此，周作民有了擋箭牌，擋開了日偽政權企圖委任他的一切職務，諸如商統會理事長、商統會監事、米業統制委員會理事長等等。
那“擋箭牌”從周作民被從香港押回上海之日起便開始設計營造，幫他精心“施工”的是他的醫務界的三位朋友，這三位醫生當時在上海都小有名氣。幾年後，周作民真的患病，他們便成了他的保健醫生。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國民政府宣佈以金圓券代替法幣，說是改革幣制。
九月十日，周作民接到一封由蔣經國具名的公函，令他於二十一日上午到梵皇渡路樂義飯店見蔣經國。
次日一早，周作民遵令而往。進得門去，有位秘書請他坐等。他見桌上有份名單，有他的名字，還有各大銀行首腦。那屋是套間。他剛一坐定，就聽裡間有爭吵聲傳出，似乎雙方都在動怒。
不一會兒，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浙江第一銀行董事長李馥蘇從裡間走出來。只見他面紅耳赤，神色憂憤。周作民起身與他招呼，他也不作聲，只機械地點點頭便匆匆離去。
周作民知道，政府向上海、天津、廣州等大城市派出了經濟管制督導大員，派到上海的是財政部長俞鴻鈞和蔣經國。俞不過掛個名而已，實際由蔣經國獨斷專行。前幾天蔣經國找的是工商界頭面人物，聽說不少人已經被捕。周作民看著想著，已感凶多吉少。
周作民被叫入裡間，被蔣經國教訓了一番，最後冷笑著對他說：
“你沒外匯，誰相信？！我看你還是識相些，免得大家不好看。回去想想吧。非經我批准不許離開上海！”
回來後，周作民馬上活動。經多方說情有所鬆動，周作民說：
“事不宜遲，替我聯絡虹橋療養院。那兒清靜，也安全。”
周作民在那所美國人密勒辦的虹橋療養院住了半個月，總覺心不踏實：小蔣暫不找麻煩了，可是今天不找不等於明天不找呀國共雙方戰事不斷，鹿死誰手尚難預料這個政府愈來愈讓人無法依靠不管結局如何，上海總是是非之地走吧，三十六計走為上！
一九四八年十月八日清晨，一輛黑色美式小臥車風馳電掣地駛向機場。每臨近一道崗哨，坐在司機旁邊的高鼻子紅頭髮副經理衛樂爾就把腦袋伸出車窗高舉證件搖晃著。臥車一直開到飛機舷梯旁。衛樂爾第一個下車開啟後排車門。
風衣領子豎起老高帽沿壓得很低的周作民邁下臥車蹬上舷梯，須臾消失在機艙門內。
機艙裡，衛樂爾拍拍周作民肩膀，指著自己的大鼻尖兒，操著生硬的中國話說：
“我夠不夠朋友”周作民連連點頭，但心裡苦不堪言：六年半以前，日寇用飛機把他從香港押回上海；今天，美國人神神秘秘地護送他從上海飛往香港。
押送也罷，護送也罷，在自己國土上總讓外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