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非常活躍，他常常與朋友們聚會，暢談“國家興衰，匹夫有責”，併為革命擔憂。據有關資料記載，在一次聚會上，他們談到了要改變裕蘇官錢局的現狀。
“諸位，你們說，若革命一旦發動起來，必然需要大量資財。這筆經費如何才能籌措得到？”
眾人聽了，都目瞪口呆，一時無言可對。半晌才七嘴八舌議論起來，眾說不一，終沒有一個切實可行之法。陳光甫突然想起什麼似地說：
“可否在江蘇的裕蘇官錢局作點文章？”
“主意倒是好主意，只是如何實施呢？”
友人的話提醒了他，現在的當務之急是立刻改變官錢局的現狀。裕蘇和裕寧兩個官錢局，是當時江蘇地方政府的官辦銀行。中國第一家官辦銀行，是一九０五年八月在北京開辦的戶部銀行。這是繼一八九七年成立的中國通商銀行之後，由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二家全國性銀行。該行一九０八年改名為大清銀行。這一年還由清朝郵傳部奏準成立了交通銀行。當時的私家銀行，繼盛宣懷開辦的中國通商銀行之後，已有由周廷弼集資於一九０六年在上海創辦的信成銀行、由虞洽卿等於一九０八年創辦的四明銀行、由盛揆臣及其家屬於同年設立的裕商銀行以及一九０七年成立於上海的浙江興業銀行上海分行。這些銀行的創設，標誌著中國金融業民族資本勢力的興起。而當時在華的外國金融業，自一八四五年闖入香港和廣州的英國東方銀行（兩年後在滬所設分行稱麗如銀行）之後的二十年間，就有十家英國銀行和一家法國銀行。到十九世紀末期，尚存的有英商有利銀行、麥加利銀行和處於舊中國金融業霸主地位的英國滙豐銀行，還有許多外國銀行在華設定的分支機構。
面對眾多的中外公私銀行，陳光甫的事業心受到強烈的慫恿。他不滿足於裕蘇官錢局的經營現狀，希望自己能夠一試身手。他經常找專家與他們詳細研究，認為可以利用格蘇官錢局擁有鈔票發行權這一優勢，加以改組擴充套件，興辦江蘇興業銀行，以開拓江蘇財政。
他把這些構想寫成條陳文書，到蘇州向巡撫程德全當面陳述。程德全採納了他的建議，撰成本章申奏朝廷核准實行。陳光甫熱切地盼望著朝廷的恩准。可不久便有訊息說本章被留中不發，陳光甫的滿腔熱情盼來的是一盆冷水。但陳光甫沒有灰心，他耐心地等待新的時機。
辛亥武昌首義成功，給古老的中華大國帶來了新的生機，也給陳光甫帶來了一展宏圖的良機。由於程德全起而響應辛亥革命，得以就任江蘇都督，他委任陳光甫為江蘇省財政司副司長的重職，輔佐財政司長應得閎督理全省財政。陳光甫時刻沒有淡忘改組裕蘇官錢局的創議，於是重新提起此事，當即獲得當局透過，江蘇銀行從此誕生。總行原設蘇州，不久即遷上海。在蘇州時，應德閎為銀行正監督，陳光甫為副監督。遷滬後，陳專任總經理。額定資本一百萬元，由舊藩庫撥出現銀六十萬元，後又收到津浦鐵路債券四十萬元。
十年寒窗苦，今日有了用武之地，陳光甫躊躇滿志，決心幹一番事業。
首先，將總行遷往上海，放棄鈔票發行權，是他採取的兩項重大舉措。江蘇銀行是江蘇地方政府的官辦銀行，依照舊例，理應設在省會所在地蘇州。總行遷往上海，一則可以使銀行處在全國金融中心的環境當中，便於業務發展。再則，他認為銀行應該具有獨立性，不應該成為政府機構的工具。離開省府，力求使銀行力量少受政府的干預和操縱。至於停止發行鈔票，也是出於他的深思熟慮。銀行開業之初，曾在商務印書館及英商某公司訂印鈔票。陳光甫一開始就採取非常謹慎的態度，確定不濫發行的原則，並對發行工作嚴加管理。該行所發行的鈔票，都在事先準備好現金，並將每天所發行的數字開列清單，送到各大報紙公佈於眾，以此舉向世人昭示江蘇銀行具有十足的信用。後來他考慮到，如果保留髮行權，省政府見鈔票隨時可以發行，將會誤以為向銀行借款是天經地義的事，銀行必然會重蹈過去官錢局的覆轍，陷於難以自拔的困境。從事業的長遠著眼，他參照美英等國商業銀行的經營方針，決意放棄發行權。
然後，他又採取了一些新式的經營方法：聘用外籍銀行的華人買辦作江蘇銀行的董事，以便於與洋行的業務聯絡；採用新式銀行帳簿，請來洋行的會計主任到本行指導；在上海、無錫設立貨棧，提倡對物信用；重視儲蓄業務，多方面誘導和吸收儲資；聘請住滬外籍著名會計師，每半年徹查全銀行帳目一次，並對外公開，增強銀行的信用；在行內設立傳習所，為青年行員補習國文、英文、簿記及商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