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基、羅札諾夫、卡爾塔謝夫、依萬諾夫、索洛古布、布洛克、別雷、布留索夫、列米作夫、丘爾科夫、舍斯托夫、格爾申宗、弗蘭克、司徒盧威、特魯別茨科伊公爵、諾夫郭洛得切夫、捷連斯基、基斯恰科夫斯基、沃日斯基、埃倫；還有一些政治家——“解放社”的激進派和某些思想更加自由的社會民主黨人。 回憶這些在《生活問題》共同工作的人物時，我痛心地想到，現在我很少和誰在一起，與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思想上是敵視的。 在巴黎我與他們中的任何人也沒有會晤過。 某些人很敵視我，比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司徒盧威，他們認為我差一點就是布林什維克。《生活問題》不是有組織的機構，它是一個按政治的或經濟的問題寫作的撰稿者團體。 不過這個團體的成員是各個獨立的，他們與雜誌的核心及其主要目的很少有共同之處。 對我來說，在彼得堡最有意義的是與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會晤。 我與吉皮烏斯經過較短時期的頻繁交往和真正友誼之後，大部分時間裡是相互敵視的，最終竟喪失了會面和談話的可能性。 這是可悲的，我永遠不理解為什麼成為這樣。 當然，我們屬於不同的精神型別，而且許多人用這個或那個方面的進攻性來解釋這種情況。 梅列日科夫斯基們一直有構造自己的小王國的傾向，並且很難容忍脫離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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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１自我認識
並批評他們的文學思想的人，他們有宗派主義的權欲，周圍的環境是神秘主義的小圈子。１９０５年冬我與吉皮烏斯長談到夜裡三點。 後來我們又有頻繁的通訊，吉皮烏斯與我保持了特殊的關係，現在，當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城市的時候，卻永遠不能相會，我們屬於不同的世界。我經常在夢中見到他，這對我是多麼的沉重！我想，吉皮烏斯對我是好的。 我認為他是很卓越的人，但是他也很痛苦。 他的陰冷的無情一直使我驚訝，他缺乏人的溫情。 女人的稟性和男人的稟性在他身上明顯地移動，但又很難確定何者更強些。 按其本性來說，吉皮烏斯是個不幸的人。 我對他的詩評價很高，但是如同那個時代的許多詩人一樣，他沒有富有詩意的品質，甚至沒有反詩意的品質。 在俄羅斯文化復興的氛圍中，在一個詩歌繁榮的時代，我一直因缺乏詩才而痛苦。 我不大喜歡詩人，我忍受不了他們那種極端的自我中心態度。 我與梅列日科夫斯基沒有私人的交往，這種私人交往大概是不可能的，他不聽任何人的話，也無視人們。 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沙龍環境中存在著某種超個體的、瀰漫於空氣中的不健康的魅力，很明顯，它是存在於宗派團體中的東西，而在宗派中是既沒有理性主義的型別，也沒有符合福音的型別的，後來我在施泰納①主義學派中才感受到這種魅力。 梅列日科夫斯基派一直自稱“我們”
，並希望吸引那些與他們接近的人加入這個“我們”。。 菲洛索弗夫屬於這個“我們”
，Ａ。 別雷在一個時期裡幾乎也
①施泰納《Ｒｕｄｏｌｆ
Ｓｔｅｉｎｅｒ，１８６１－１９２５）
，德國神秘主義哲學家，人智學的創始人。 ——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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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紀初俄羅斯的文化復興與人們的交往９４１
加入了它。 他們稱這個“我們”為第三機密。 在那裡形成了聖靈的新的教會，這個教會揭示著肉體的秘密。 我的最初的和激烈的人格主義（被不明確地稱作個人主義）必然導致衝突，按我的特性我完全不會接近這個“我們”
，但是，我同樣自認為是“新的宗教意識”的體現者，至今仍然如此。 梅列日科夫斯基派的環境大大促進了我向東正教的轉變。 那個時期彼得堡的思潮使已經在我這裡產生的宗教過程（常常是我的內在矛盾的結果）
獲得了推動力。還是在去彼得堡之前，我就很關心彼得堡的宗教—哲學會議。 我甚至在《解放》上用筆名寫了關於它的文章①。 這次會議由於是受到宗教驚擾的俄羅斯文化與文學的代表和傳統的東正教會等級制度的代表的第一次會見而聞名。 擔任會議主席的是現今的總主教謝爾吉②。 會議大部分討論的是Ｂ。 羅札諾夫提出的問題。Ｂ。切爾那夫切夫同樣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們談到了基督教對文化的態度。關於肉體，關於“域”
（）
的問題佔據了中心。梅B N W S列日科夫斯基從羅札諾夫那裡接受了這些更加原初和更加新穎的命題。 我給予在基督教意識面前提出新的問題以巨大的意義。 與此相聯絡，存在著我之接近基督教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