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便把信轉給了周，以給周亮“黃牌”。這種做法，對於長期是當時也還是周的下屬的某報刊，是頗為少見的。這也說明了周的權威力量正在下滑失落。
新時期以來，周揚對於總結過去的“左”的經驗教訓特別沉痛認真。也許是過分沉痛認真了？他常常自我批評，多次向被他錯整過的同志道歉，淚眼模糊。在他的生命的最後幾年，他特別注意研究有關創作自由的問題，並講了許多不無爭議的意見。
當然也有人從來不原諒他，1980年我與艾青在美國旅行演說的時候就常常聽到海外對於周揚的抨擊。那是沒有辦法的事。
我聽到不止一位老作家議論他的舉止，在開會時刻，他當然是常常出現在主席臺上的，他在主席臺上特別有“派”，動作莊重雍容，目光嚴厲而又大氣。一位新疆少數民族詩人認為周揚是美男子，另一位也是捱過整的老延安作家則提起周揚的“派”就破口大罵。還有一位同齡人認為周揚的風度無與倫比，就他站在臺上向下一望，那氣勢，別人怎麼學也學不像。
還有一位老作家永不諒解周揚，也在情理之中。有一次他的下屬向他彙報那位作家如何在會議上攻他，我當時在一旁，周揚表現出了政治家的風度，他聽完並無表情，然後照舊研究他認為應該研究的一些大問題，而視對於他的個人攻擊如無物。這一來他就與那種只知個人恩恩怨怨，只知算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