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人們對“文革”的獵奇。
韓東：如果沒有經歷過這些東西，獵奇是很正常的。比如很多西方人對中國就是獵奇的眼光。這些和置身其間的人感覺是不一樣的。記得我們有一次去香格里拉，覺得草原美極了，簡直像天堂一樣。我們問一個當地放羊的小孩美不美，他說不美，一點感覺都沒有。
記者：很多人認為小說是虛構的，如果以真實生活經歷為摹本，那是會受到很大質疑的。你怎麼看呢？
韓東：這個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道理。往事其實都是虛構的，不存在真實。比如我們回憶過去。今天說的和明天說的不一樣，今天想起的和明天想起的也不一樣。事情已經過去了，再把它複述出來，然後來鑑別這裡面有多大的真實成分和想象成分。我覺得這個命題本身就沒有意義。
記者：《紮根》一出來，有人認為是小說本土化一種新的嘗試。你怎麼看？
韓東：這是理論家所使用的概念，我從來沒有使用過，也沒有這樣思考過。他們這樣說，肯定也有他們的道理。本土化是相對而言，相對於非本土化，比如說相對於翻譯小說。但我寫《紮根》沒有什麼本土化的立場，就是這麼寫下來。我只是忠實於自己的寫作。對於我來說，本土化、民族化這樣的概念太大，太空，不實在。我只是要忠實於我所感覺的東西，忠實於小說這門技藝，這是兩個必須忠實的東西。
記者：你這次寫作《紮根》和以前的寫作有沒有不同的地方？
韓東：感興趣的東西，處理的方式都是一樣的。只是長篇在技術要求和心理準備有所不同。
記者：在寫作這部小說的時候有沒有遇到一些障礙？
韓東：障礙每天都遇到。我覺得寫作的人，是帶著一種病去生活。尤其像我是一個非常注意細節的人。在反覆閱讀的時候，我會為一些字句的準確性或是否到位而受折磨，要去克服障礙。這種情況在寫作中是常規情況。寫作就是這樣。如果你是清醒地寫作的話，你就會變得很敏感，甚至這種敏感是病態的，神經質的。但是這種敏感是有意義的，要寫出一個好東西，對文字的敏感是必備的。高度敏感會折磨自己。就像痛感，它是對身體的自我保護，但是痛感過度就會折磨自己。
記者：你以前主要是寫詩歌，現在則主要寫小說。你是怎麼看待小說和詩歌這兩種文體的？
韓東：我記得朱文說寫長篇就像在裡面過日子。我覺得是這樣的，你要不緊不慢，要在裡面伴隨著它度過一段時間。詩歌是可遇不可求。你可能已做好準備，但在某個時刻它不一定就出現。
記者：可遇不可求還是挺傳統的說法。
韓東：呵呵，這種可遇不可求不是說你在那兒傻等，而是說圍繞著詩歌你要精力集中，不是渙散的。這是我一直強調的。你專注是一件事，但這個東西什麼時候降臨是另外一件事。寫詩猶如祈禱。
記者：各種文體交叉寫作的時候，很容易導致文體篡位。你有沒有這種擔心呢？
韓東：沒有。文體試驗這個東西，我覺得應該是適可而止的。
記者：你的寫作比同齡作家在更大的範圍之內得到了大眾或者是圈內的認可，你原先有這種心理準備嗎？
韓東：我在答謝詞裡面已經說了。我去：在詩歌單元被提名，今：在小說單元被提名。我願意經常被提名，但是不獲獎。這和我的寫作性質很相稱。就是說處於一種半明半暗的狀態。我覺得一個寫作的人，如果過於壓抑的話，那麼他會心灰意冷，狀態比較灰暗。如果你紅得發紫，加上你又很：輕，那也有很大的危險性。在中國這樣的地方，寫作者的專業水準或職業水準都不太高。過於窮了，挺了幾年就會不行了，而過於發達了，你就會去享受那些虛的東西，不寫東西了。我覺得寫作的心理問題、專業素養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記者：聲名日盛對你的寫作有沒有影響？
韓東：我覺得沒有什麼影響。《紮根》出來後，我跟媒體的接觸是比較多。但我拒絕的東西太多了，比如我年輕的時候到各個大學講座，現在哪怕給再多的錢，我肯定是不去了。各種各樣的邀請非常多，我都拒絕了。如果我不拒絕的話，自己成天都會生活在那種狀態中。我覺得這些東西和我都沒有關係。寫作者絕不是明星。我和媒體這兩年合作比較多，無非是想養活自己。如果說有一天我的生活沒有什麼問題，我願意隱姓埋名。我是個不喜歡熱鬧的人。
答記者問（2）
記者：隨著你作品風格的建立，韓東逐漸會成為讀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