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臺下的學生們紛紛用筆在筆計本上作著記錄，這些身著校服的學生神態顯得極為認真，他們之所以如此認真，很大原因是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同樣也受到“特殊時期的特殊經濟模式”的影響，兩年後，一但他們畢業，就會根據需求，進入各家企業，按照國家40、社會60的比例，學校教授委員會會對他們的去向進行分配，同樣是根據“系統性優先順序標準”以個人成績、專長為主，決定“系統優先順序分置”。
“共和二年，隨著我國從德國展開全面經濟合作，大量德國經濟學者、社會學者來到中國，他們的專業學識和德意志民族特有的科學性、嚴謹性更進一步完善了我國的特殊時期的特殊經濟模式，也正是從這時起，我國建立了系統化的特殊經濟計劃機構，把工業經濟完全納入計劃之中，共和三年12月，隨著帝國工業委員會的成立，這標誌著我國在建成了一個英法美等國根本無法與之相比的完備的計劃經濟體系。”
話聲稍稍一揚，曹仕京便繼續說道。
“或許，一些歐美經濟學者認為，我國的經濟體系是一種仍存不足的經濟計劃體系，但是他們卻無法否認的一點是”
教授的強調，讓學生們連忙拿起筆，以計錄下曹仕京的話語。
“中國無可爭辯地可以說是最準確、最精密、最嚴格調節工業發展與消費的模範國家”
在吐出這一論斷時，曹仕京的面上帶著一絲洋洋自得之意，他甚至特意朝教室內的幾名朝鮮總督區的學生和日本留學生看去，後者兩國同中國相比，他們更為激進，朝鮮總督區是依靠袁世凱的強令，為平息不穩情況，建立起了一套能夠把基本生產和社會消費納入計劃管理之中的完全計劃體系，而日本則是在目睹了中國的經濟成就之後，充分借鑑了朝鮮的經濟，實施了更為細密的“特殊經濟模式”。
最準確、最精密、最嚴格調節工業發展與消費的模範國家也許用在日本的身上更為合適，但朝鮮，嗯，那裡是帝國總督區。
卻因為治安的需要，朝鮮同樣實施著嚴格的消費管理，相比於日本規劃工業發展，朝鮮更傾向於消費的計算與規劃，而後者根本就是管理上的需要，而非發展需要，那是袁世凱出任朝鮮總督時製造的遺產，不過他們的經濟管制卻都是片面而僵化的。
“一切工業生產必須首先服從國家工業發展的需要，為國家統一規劃機構的運轉提供必須要前提條件在某種程度上使得經濟發展脫離了市場利潤的導向，轉而按照政府的要求進行生產，，這一模式的核心在於的建立起了政府對經濟的支配作用，使經濟服從於國家特定的政治意志，因此，我國經濟結束了歐美各國政治和經濟分離的發展特徵，從而建成了國家管制下的工業經濟發展模式”
終於在課堂的鈴聲響起時，曹仕京合上了手中的教材，隨後看著臺下的學生們說道。
“儘管，特殊經濟模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我們能忽視的一點，就是如果政府管理了所有的企業，那麼它的權力勢必超過人民的權力和人民代表機構的權力，政府權力這樣的增長，對於民主制度而言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危險，所以，我們必須要加以警惕，同時不斷研究我國的特殊導向經濟，從而在其危害產生之前，加以制止”
加以制止？
拿什麼去制止呢？
抱著教案走在大學校園內的曹仕京看著那些學生，在心裡思索著自己每一次提及中國經濟時，總會強調的那麼一句話，那一句話，說起來容易，可做起來卻非常困難，他清楚的知道，現在國會對於政府幾乎沒有多少影響力，國會議員們偶爾批評一下政府，指責幾位官員，沒準陛下會賣國會一個面子，將其撤職，或在一些事情上，比如像袁世凱督朝、內務部建遺案，這些都曾在國內引起爭論，前者，陛下給予袁世凱的支援是驚人的，不僅未將其撤職，後來還將其調回國內，任命為總理大臣，而後者，陛下給了國會幾分薄面，以內務大臣辭職結束此事。
“無論是政府或是國會，對於陛下而言，無非是其手中的兩隻球，陛下的施政方式非常簡單，借國會監督政府，又借政府平衡國會，而這都不是根本，對於陛下而言，其真正的根本是在軍隊”
想起昨日在為胡適送行時，其頗為無奈的一句話語，曹仕京禁不住一陣沉默，是啊，陛下真正的根本在於軍隊，至於政府和國會，不過是其工具罷了。
“軍隊皇家化”
搖著頭心嘆著，曹仕京朝著教授樓走去，在路上，他偶爾看著那些學生，望著那一張張滿是青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