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是整個工業的基礎。落後的土地所有制限制了農民的人身自由，將農民束縛於土地之上，帶來的結果是抑制了農民的分化，最終結果將影響到國家的工業化。
話鋒一轉，洪粵誠談到了柘城案本身。為什麼閻姓農民要離開故鄉？是因為地租過重了！據河南上報的資料，徐姓地主所收的地租是一個定額，即每畝地200斤苞谷或者等價的其他糧食。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農民要將總收成的50％交納給田主。這還是在年成好的時候！據歸德府報告，當地基本是豐年、平年及災年各佔其一，而地主是不管災年不災年的，租子照收不誤。這樣高的地租。這樣苛刻的條件。必然導致農民的極端貧困。
有人說地租的高低國家不應插手，它是純粹的商業行為。不，這是不對的，國家的職能之一就是調節經濟行為。損有餘而補不足。新中華決不允許如此嚴重的剝削！想必你也聽說了。經濟局農業處已經制定了關於土地方面的系列政策，目的就是抑制豪強，輔助弱小。我們絕不允許如柘城一樣如此殘酷的剝削存在。
關於軍隊介入司法調查是否合理。《山東新聞》的記者也尖銳地提出了疑問，“自滿清覆亡，軍委會成立，相關領袖在多種場合講過司法**的問題，更談過軍政分家軍隊不干預政治。為什麼柘城案最終要軍隊來調查處理？”
洪粵誠解釋道，我們堅定不移地推行司法**。為此，軍委會領導下的相關機構做了大量的工作，國家實行司法**的決心不會動搖。柘城案最終的調查審理是不得已而為之，算是權宜之計。第一，案件涉及軍隊的穩定，軍隊不得不介入。我們不能讓軍隊在前方為國家為民族流血犧牲，而他們的家人卻得不到保護。其二，由於舊政權尚在執行，新政權未能成立，在縣鄉以下，充斥著大量如柘城縣令一樣的貪官、昏官，他們延續舊有的思維，明目張膽地勾結地方豪強，藐視法律，草菅人命，引起了百姓極大的義憤。已經查明，柘城存在官紳勾結的事實。這種情況下，依靠舊系統是難以得到合理的解決的。我們承認軍隊調查不合規範，但這不會是常態，在國家正式建立，司法審案有專門的系統進行，當事者不服可以依據訴訟法的相關條款向上一級法院提出要求，現在還做不到，但我們會加快進行。
《山東新聞》一直是蒙山軍的“御用”報紙，記者在採訪洪粵誠之後意猶未盡，又採訪了新婚不久的政務局長方聲遠，由柘城案引出對政府的組建的一系列問題。事實上，全國乃至全世界都關注著新政權的組建，自去年十月份蒙山軍事實上掌控全國，已經近五個月了，中樞尚未正式組建，這不太正常了，導致各種流言飛起。
方聲遠回答了《山東新聞》記者的提問，指出中央政府之所以遲遲未能成立，不存在謠傳的蒙山軍內部爭權奪利嚴重的問題，更不需要要看列強的眼色。至於民黨餘孽所斷言的蒙山軍政權遭遇巨大的經濟危機完全是以己度人，北京市欣欣向榮的現狀即可駁斥其一派胡言！龍先生主導的軍委會已經有效地承擔了過渡階段的中樞職能，在政府組建，經濟整頓，軍事整理、司法、教育、中央銀行的組建以及外交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新中華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那什麼遲遲不成立中央政府呢？因為龍謙先生所要建立的新政府是完全不同於歷史上任何一個政府的組織，既要立足於中國的現實，又要學習吸收先進國家的經驗。民主共和是一個宏大的概念，其中包含的真意尚不為大多數國民所理解，比如設立監督制約政府的議會，就是一個嶄新的機構。比如立法、行政以及司法權的分設，都需要反覆研究討論，集思廣益，力臻完善。這是對國民的尊重，更是對歷史的尊重。但柘城案暴露出了現實的殘酷性，國家已經有了一個新的頭顱，但身軀還是舊的。比如柘城縣政府，還停留在滿清制度下，視人民為草芥，大量的地方豪強把持著最基層的權力，甚至綁架政府，與貪官汙吏沆瀣一氣，殘酷地壓榨農民，阻礙著歷史的進步。對於你剛才說問的柘城案是否得到了龍謙先生的關注，這裡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是的，龍謙主席注意到了這個極其有代表性的案子，批示要重新審理，還受害者一個公道。這就帶出了你所提的另一個問題，蒙山軍政府是不是仇視富人？首先我要糾正你的提法，沒有什麼蒙山軍軍政府，行使國家最高權力的是軍事委員會！軍委會已經和正在制定的所有法律政令，沒有一條是仇視富人的。但是，柘城徐家是什麼樣的富戶？徐家的財富是如何來的？事實證明，徐家財富的積累是一個極為血腥的過程，徐家就是地方上的惡霸，已經查實的證據足以證明我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