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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道理。”龍謙點點頭。
“明治維新一帆風順而中國的洋務運動舉步維艱的原因在於，明治維新是實力強大的多數人推動的革命，自然過程順利，而洋務運動則是少數遠見之士的奮力掙扎，無法撼動頑固的大多數。推翻幕府是上下聯手多數人革少數人的命。日本年明治維新時，幕府的勢力極為脆弱，陷入極端孤立的境地，維新勢力以及中下級武士為核心，抬出天皇為旗幟。與反幕府的強藩相聯合，既有基地又有武裝，廣大市民和農民也積極參加和支援反幕府的武裝。它聯合了資產階級，封建藩主、農民等階層。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去迅猛的速度推翻幕府的統治，把大權還給天皇，進行改革。”
“請先生講吓去。”
“明治維新得以成功因維新主體是實力強大的武士商人聯盟，洋務運動是清朝少數有遠見的官員喚不醒多數人的苦澀嘗試。洋務運動是少數人發起的自救運動。在閉關鎖國的中國，還有更多的未開明計程車大夫、官僚主義強烈的反對這種‘崇洋媚外’的做法。頑固派痛詆洋務派提倡的西學是‘捐棄禮義廉恥的大本大原’使用‘用夷變夏’的洪水猛獸。據說，恭親王奕訢設立天文館時就遭到了頑固派的強烈反對。
“最後。底層社會近代化的效果：明治政府能比清朝從底層拿更多的錢，而朝廷為洋務運動新政橫徵暴斂卻導致了廣大農村民生凋敝。”
洪粵誠說的口渴，許思見狀，立即拿起桌上的茶壺為他續上了水。洪粵誠對許思點點頭，“毫無疑問，在利用國家力量發展西洋實業的時候，明治政府與清政府都遇到了錢從哪兒來的問題。兩者的解決路徑也是如出一轍——壓榨農民。但為什麼明治政府就能從農民那榨出更多的錢來？”
“正是我的疑問。因為任何一項改革都是利益的再分配。”
洪粵誠很驚訝龍謙的這句話，許久才點點頭，“提督大人此話極有見識。1873年，明治政府正式釋出《地稅改革條例》其內容主要為。1、把課稅的基準從原來按不穩定的收穫量改為按一定的地價；2、將實物繳納改為貨幣繳納，稅率定位地價的3％；3、規定土地所有者為納稅人。這裡的核心是地價的核定，站在官府立場，核定地價當然要極力提高，這樣才能帶來更多的收入，為此。日本很是亂了一陣。但受損失的是地主而不是無地和少地的農民。而在滿清混亂的財政和財政管理之下，康熙帝當年定下的‘永不加賦’的承諾，雖然是清政權的立國之基，卻也成了過期作廢的舊船票，無法登上‘上下交徵利’的新客船。當然，康熙的承諾既然如此莊嚴，後世繼位之君就必須在表面上予以維持，‘賦’是不會加的，增加的只是‘附加費’！遍及全國，名目繁多。令農民們不堪重負。各地雖變相加徵田賦，卻都刻意迴避田賦二字，以便維持康熙皇帝的莊嚴承諾。一時間，‘畝捐’、‘抵徵’、‘漕糧加價’、‘規復錢糧’等新名詞層出不窮。而且，越是魚米之鄉。負擔越重。田賦之外，各級政府還在民眾日常必需的食鹽上大做文章，‘鹽都吃不起了’，成為民生艱難的最生動寫照，由此推動了整體物價的飆升。”
“講得很清楚。但日本下層為什麼比我們更能承擔更重的稅負呢？”
“這個問題提的好。簡單的說就是公平。1878年~1880年，明治政府實現了日本近代地方制度上的三新法體制。明治政府透過對原來無秩序的府縣財政組織化和制度化，即徵收權的強化、稅源的確保和費目的法定，實現了地方財政制度的初步近代化。公平的賦稅制度，即使重一些，民眾尚可接受。有一個例子，當初，英國比法國相比，英國政府平均稅率比法國高得多，但英國的稅法很公平，而法國在當時是有很多人不交稅的，比如貴族。英國的社會結構在很長時間內比法國穩定的多。”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啊。洪先生，您認為我們搞的新政運動會是什麼結果？”
“很顯然，清朝將走向離心分裂。”洪粵誠肯定地說，“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走向了兩個方向。明治維新隨著近代化國家建設的推進，一個高效集權的中央政府建立了起來。而為了維護舊格局產生的洋務運動，卻導致了地方實力派的坐大，埋下了後來軍閥割據的禍根。隨著鎮壓太平天國，朝廷中央的軍權與財權都逐步地下放到地方。在洋務運動中，由軍事發家的地方